Archive: 2026年3月2日

央行出手稳汇率，离岸人民币短线走低100点

北京时间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发布官方消息，为促进外汇市场发展，支持企业管理好汇率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6年3月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引导金融机构优化对企业汇率避险服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消息一出，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短线走低约100点，失守6.85关口。截至2月27日11时07分，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报6.8533。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9228，较前一日保持不变。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廖博解释，外汇风险准备金就是银行在办理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时候需要交一部分钱给央行，是为了让银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计提的准备金。由于占用资金，支付准备金就相当于增加了银行的业务成本。但最终银行会将这部分业务成本转嫁给企业。

廖博进一步解释，当汇率贬值幅度或者贬值预期较大的时候，央行可以选择调高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让银行钱少买美元，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反之，当汇率升值幅度或者升值预期较大时，央行可以选择调低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防止人民币快速升值。

对此，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会直接导致银行办理远期售汇业务的成本下降，进而降低企业远期购汇成本。这会鼓励企业办理远期购汇，有效降低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成本。

王青强调，更重要的是，这释放了监管层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的政策信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这表明，针对近期人民币较快升值，监管层稳汇市工具已经出手，预计将缓和节后人民币偏快升值势头。

春节长假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创新高。2月26日，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升破6.83关口，日内涨约260个基点，在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升至6.8310，逼近6.83关口，创2023年4月14日以来新高。数据显示，人民币汇率自2025年12月底升破7.0关口之后，2026年初延续升值趋势。

王青判断，若后期人民币延续较快升值走势，包括上调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调节系数、下调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其他稳汇市政策工具也可能出手，中间价调控力度也会相应加大。历史表明，这些政策工具能够起到有效引导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的作用。

王青同时提示，稳汇市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而非改变汇率运行方向。

（《财经》记者唐郡对此文亦有贡献）

从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危机视角看中国债市风暴

近日，国内债市的恐慌让许多金融从业者目瞪口呆，当下对债市暴跌的解读从经济基本面因素（内外交困）入手已无太大价值，而从金融体系及流动性结构与层次的视角出发，则有据可循。

隶属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研究办公室曾在其论文摘要中对贝尔斯登破产前的金融体系风险蔓延特征进行过分析与绘图。虽然当时的导火索是与房地产有关的CDO资产，但倘若我们将CDO替换成其他固定收益资产，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蔓延在结构与框架上仍然是类似的。我们将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分为：资产层、融资层以及抵押物层三层（如下图）。下图中的PB为一级经纪商，主要在各类金融机构（银行、非银、资管者）之间从事经纪业务，F为融资操作台，T为交易操作台，D为衍生品操作台，CCP为中央对手方。

1.资产端冲击

贝尔斯登的问题起源于贝尔斯登对冲基金（HFs，资管者）的资产端，当资产端的资产价格下跌以后。投资者首先会寻求赎回自己的份额（Redemptions）——这也是国内许多货币基金以及债券基金当下会面临的压力，也就是资产端价格下跌导致负债端压力。原因就在于这些基金的负债是以NAV（资产净值）的形式存在的，他们的负债没有传统银行稳定，因为银行有存款保险（保障负债的兑付）以及央行的常备融资便利工具（最后贷款人担保）。而非银金融机构只能通过资产端来做负债担保，因此一旦资产端出现问题，负债端会马上有反应出现挤兑（run），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经历了改革的缘故。

2-3.融资端冲击

资产端带来的冲击不仅仅会影响负债端，同样会影响到自己的融资层（资产层→融资层），因为你可以将买入的资产质押出去，或者进行回购融资，而一旦你的资产价值下跌，你的债权人势必会要求增补抵押物（无论是现金还是债券），这就被称为“Margin Call”。在贝尔斯登的案例中，一些借款者拒绝对之前的回购融资进行回滚续期操作（rollover，到期续作）。更直观地讲，之前的赎回压力对于负债端而言可能是“retail run”零售投资者挤兑；而拒绝对回购融资进行续作那就是“institutional run”机构投资者挤兑了。

对应国内的情况也是类似的——货币基金的负债端为银行的资金，资产端配置了CD（存单）。银行的资金来源于自身负债端发行的的CD（存单）、同业理财等等。银行的资产端（比如货币基金、回购拆借）如果出了问题，那么自己的负债（融资层）会受到冲击。反之亦然，如果负债端成本飙升，则资产端受压。

另一条风险线则是回购市场的停摆带来的，比如说，假设一些交易商银行（比如城商行）通过回购拆入资管者、基金的债券抵押物并拆出资金（一笔回购资产），而在负债端则通过银行间回购等同业融资手段，以及其他零售负债手段拆入资金（一笔负债）。债市暴跌以及一系列的回购、中间业务违约风险会导致交易商银行拒绝从事更多的中间业务，最终的情况就是即便央行进行宽松，资金也无法渗透传导到非银部门（中间人消失），而银行因为许多监管约束（MPA考核等等）也没有意愿从事高风险的对非银机构的融出。最终的结果就是流动性断层，以及银行间流动性充裕的假象。但是银行流动性对应的是bank reserves（准备金），准备金只是流动性的一种层次，终结于M2。但整个影子流动性体系是起源于M2的，终结于M2的流动性是无法顺畅地拯救起源于M2的影子流动性的（比如理财、货币基金份额等负债）。这种断层最终的结果就是货币政策传导失灵。

4-5回购-抵押物链条

美国投行混业经营的优势就在于一旦你的非银子机构出现了流动性问题，你可以以更高层级的流动性（银行流动性，准备金）来为你的非银子机构做一个准担保，因为母银行有央行的常备融资便利工具可用，也可以在银行间市场融资，在回购市场也有议价权。以贝尔斯登为例，当其对冲基金出现上述的问题的时候，银行与10位回购融出资金的对手方进行了磋商，要求延长补足抵押物（现金或资产）的时限——这意味着资产层-融资层的压力渗透到了抵押物层。所有的对手方都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最终引发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大量廉价抛售（fire sell）其资产来满足其抵押物要求。而其中一个回购对手方——美林，作为交易商银行，开始将贝尔斯登质押的价值8.5亿美元的抵押物进行抛售，这进一步地使得资产价格下跌，并且蔓延至其他类似的资产，而类似资产的价格下跌又反馈到了回购市场。回购融资以及抵押物的负反馈机制使得几乎所有的回购资金融出方都提高了抵押物要求并且拒绝对下跌的资产作为抵押物的回购操作进行续作。

6.母银行遭到冲击

由于子对冲基金的糟糕情况，贝尔斯登虽然没有义务挽救其对冲基金，但在银行间以及交易商市场之中，他们的信用状况开始遭受同行怀疑，与其他投行以及自身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缝。贝尔斯登成为了唯一拯救自己（High-Grade Fund）基金的融资来源，耗资18亿美元通过回购接回了抵押物。而对Enhanced Leverage Fund则未予以救援。在这样的困境中，贝尔斯登投行的融资来源也受到了冲击，为贝尔斯登银行融资的回购融出方——往往是货币基金（美国的机构现金池-institutional cash pools），他们对贝尔斯登的回购融出要求更高的利率以及抵押物。而贝尔斯登一级经纪商业务台的客户也抽走了他们的现金。而衍生品操作台的对手方，也要求追加抵押物，也就是整个贝尔斯登的（银行-交易商-经纪商-衍生品）四维负债全面向其施压……

为什么债市的风险蔓延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目前国内债市体现出的风险特征与贝尔斯登的案例有部分类似。而主要的风险点在于：激进的期限错配（matched-book），隔断的银行流动性-影子流动性体系，非银负债挤兑以及最后贷款人失声。

激进的期限错配以及负债挤兑，既短期负债支撑长期资产，而对非银机构负债的信心往往建立在纯粹的对资产端的信心之上，也就是说其负债的抵押物是其资产端的净值。一旦资产端出现问题，债权人的挤兑速度是很快的。而这是因为非银机构不存在最后贷款人的担保（央行的融资渠道），也没有存款保险，所以负债出逃的速度最快。而作为流动性层级的较低层级，这些以资产端作为担保的非银机构很难找到迅速、充足的额外流动性支持，最终引发资产负债表缺口，受迫出售其他资产填窟窿，或者以自有资本来补足。

中间交易商（桥）自保，银行流动性-影子流动性体系隔断。一旦市场上出现回购交易、过桥业务违约，抵押物不足等情况，作为市场流动性传递者的中间交易商很可能会选择无为而治（对手方风险太大），并且清理之前的资产负债表业务。举例来说，假定某城商行通过回购向某大行拆入一笔同业资金（负债），再将这笔资金通过回购（置入一笔债权抵押物）拆出给某基金（资产），交易商从事的业务实际上就是流动性套利。因为对于交易商银行而言，它可以直接获取最高流动性层级的银行间资金以及央行的资金，而基金公司是没有这条流动性渠道的。因此，交易商银行可以通过资产端与负债端的回购匹配来套利。如果这个套利过程中出现中间业务违约，交易商就不会再作为桥发挥做市作用。

最后贷款人失声，人行受人民币以及联储加息之困扰，迄今仍未祭出有效的援助手段。哪怕不施以直接的流动性援助，也应该纾解银行流动性与影子流动性的传导困顿，并通过常备融资便利工具予以结构性援助。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人民网北京11月2日电 （记者杜燕飞）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资本办法》），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规则，推动银行强化风险管理水平，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资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资本是商业银行抵御各类风险的重要屏障，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2012年6月，原银监会公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确立了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在推动银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对接国际监管规则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和商业银行风险特征的发展变化，资本监管面临一些新问题，有必要根据新情况进行调整。国际监管规则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17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Ⅲ改革最终方案》，作为全球银行业资本监管最低标准。我国作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需按要求实施相关监管标准，并接受‘监管一致性国际评估’，评估结果将在全球公布。”金融监管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对原《资本办法》进行修订，有利于促进银行持续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引导银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在构建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方面，《资本办法》按照银行规模和业务复杂程度，划分为三个档次，匹配不同的资本监管方案。其中，规模较大或跨境业务较多的银行，划为第一档，对标资本监管国际规则；规模较小、跨境业务较少的银行纳入第二档，实施相对简化的监管规则；第三档主要是规模更小且无跨境业务的银行，进一步简化资本计量要求，引导其聚焦县域和小微金融服务。

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方面，据该负责人介绍，总体上，《资本办法》增强标准法与高级方法的逻辑一致性，提高计量的敏感性。限制内部模型的使用，完善内部模型，降低内部模型的套利空间。信用风险方面，权重法重点优化风险暴露分类标准，增加风险驱动因子，细化风险权重。市场风险方面，新标准法通过确定风险因子和敏感度指标计算资本要求，取代原基于头寸和资本系数的简单做法；重构内部模型法，采用预期尾部损失（ES）方法替代风险价值（VaR）方法，捕捉市场波动的肥尾风险。操作风险方面，新标准法以业务指标为基础，引入内部损失乘数作为资本要求的调整因子。

对于风险管理要求，《资本办法》重视计量和管理“两手硬”，强调制度审慎、管理有效是准确风险计量的前提，为银行夯实经营管理基础、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提供正向激励。

“信用风险方面，《资本办法》要求建立并有效落实相应信用风险管理制度、流程和机制。例如，准确的风险暴露分类是计量前提，须明确划分标准和认定流程；划分银行同业风险暴露分类、识别优质公司或‘穿透’资管产品，须加强尽职调查和基础信息审核；对房地产风险暴露，只有满足审慎审批标准和估值等要求，才认可其风险缓释作用。”该负责人说，市场风险方面，内部模型法计量以交易台为基础，要求银行制定交易台业务政策、细分和管理交易台。操作风险方面，须建立健全损失数据收集标准、规则和流程，才可申请适用监管给定损失乘数系数。

“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超过四千家，数量多、分布广，业务规模、风险特征千差万别。《资本办法》构建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提高了资本监管与银行实际的针对性和匹配性，既加强对大中型银行资本监管，推动银行业保持发展稳健性；又适当降低中小银行合规成本，引导其聚焦于服务县域和小微企业。”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资本办法》也有助于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保持银行体系稳健性，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特别是降低地方政府债券和优质企业的资本占用等；有助于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提升全球竞争力；将更好地支持银行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丰富资本补充形式，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有助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发育，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有分析认为，差异化资本监管不降低资本要求，在保持银行业整体稳健的前提下，可以激发中小银行的金融活水作用，减轻银行合规成本。预计银行将通过资本成本传导机制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谈及《资本办法》对银行经营的影响，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对人民网记者表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的调整将使得优质企业、中小企业资本占用下降，信用卡业务资本消耗也将明显改善，同时鼓励穿透法计量资管产品，将有助于商业银行优化业务结构。鉴于信用风险暴露划分所需基础信息及颗粒度大幅细化，《资本办法》将促使银行进一步完善管理、数据和系统基础建设，夯实精细化风险经营能力。此外，由于在修订过程中考虑了对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水平稳定性的影响，同时还设置了过渡期安排，确保实施工作稳妥有序，《资本办法》的出台不会对银行经营带来较大资本压力。

“金融监管总局将指导商业银行做好《资本办法》实施工作，发挥资本要求对商业银行资源配置的导向性作用，引导银行优化资产结构，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以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该负责人说。

3月2日起，下调至0！央行这一降，事关谁的钱袋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6年3月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有什么影响？

1. 对外贸企业：省钱+敢接长单了

以前因为银行要把押金成本转嫁给企业，企业锁定汇率（签远期合同）的代价比较高，可能要多交手续费。现在成本归零，企业和银行谈价格的空间就大了，锁定未来汇率更便宜了。同时，心里有底了，就不怕接周期长的订单，也敢做利润薄但规模大的生意。这让企业的经营更稳健，专注做好产品。

2. 对外汇市场：降温+减少波动

当更多的企业可以低成本地进入市场进行套期保值（锁定风险）时，市场上的交易对手就更多，买卖力量更均衡。这就像一条河，河道宽了深了（市场深度增加），就算有石头扔进来，水花也不会溅得特别大（汇率波动会更平稳）。

3. 对资本市场（股市/债市）：提振信心

外资非常看重汇率的稳定性。如果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外资可能会因为担心汇兑损失而流出。央行这个动作，向市场传递了“我们会用工具维护汇率合理稳定”的信号，并有利于航空、金融等板块。

“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至0，是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运用宏观审慎工具来调节市场供求、稳定汇率预期的操作。此举旨在支持和鼓励企业管理汇率风险，同时释放抑制人民币过度升值的信号。”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表示，当前人民币面临较强的升值压力，企业远期购汇的动机通常较弱，此时较高的准备金意义不大，反而增加了企业正常的套保成本。将准备金率下调至0，有助于鼓励有实际需求的企业，如未来需支付外汇的进口企业，抓住成本低的时机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汇率风险。

本次出台的工具还有助于推动银行更好协助企业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广开首席产研院资深研究员刘涛分析认为，此前20%的外汇风险准备金虽由银行缴纳，但在实际业务中，一些银行有可能通过调整远期报价、扩大点差等方式将这部分隐性成本转嫁给企业，导致企业锁定远期汇率的成本偏高，部分中小企业因此放弃套保，直接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下。

“本次下调将显著降低外贸企业远期购汇的套保成本，有助于鼓励更多中小企业理性对冲汇率波动，稳定生产经营预期。”刘涛介绍，银行无需再缴存外汇风险准备金，也可释放大量可用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外汇业务规模，提升远期、掉期等外汇衍生品交易活跃度，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伴随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此前出口高增长积累的结汇需求正加速释放。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最新结售汇数据显示，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分别达到999.3亿美元和887.6亿美元，单月顺差规模分列历史第1和第3位。

“我们判断，若后期人民币延续较快升值走势，其他稳汇市政策工具也可能出手，中间价调控力度也会相应加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防范汇率超调风险的作用。”王青强调，需要指出的是，稳汇市政策工具主要目标是控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而非改变汇率运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