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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取消外汇核销单：简化通关流程

【亿邦原创】亿邦动力网日前从外贸管理局获悉，自2012年8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出口收汇核销单，企业不再办理出口收汇核销手续。对此，外贸专家、一达通副总裁肖锋向亿邦动力网独家解读该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及影响。他认为，取消出口外汇核销单制度，是优化化进出口业务流程，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外贸行业的促进，但不意味着取消外汇管制。

一达通副总裁肖锋

据了解，由于国内外汇管制严格，出口外汇核销单制度是外汇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外出口贸易均需到外管局逐笔办理相应的外汇核销单，而出口退税也需取得外汇核销单后才可进行。

肖锋认为，取消外汇核销单制度是国内货物贸易进出口业务流程的较大改动或优化，说明国家的外汇管理制度趋向宽松，一定程度地简化了进出口流程及退税手续、结合外管局其它政策的改变，相当于放宽了企业自主结汇的选择权，有利于企业应对汇率波动风险。

“但此举不代表我国取消外汇管制。全面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企业结汇、用汇依然需要按照相关的财政法规进行。”肖锋指出，此举可以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逐步实现“藏汇于民”的重要步骤之一。

肖锋表示，取消外汇核销单，在具体进出口专业操作上简化了通关流程。比如，向海关申报出口无需申领核销单，无需做核销单与口岸关联备案交单工作，申请退税也不用外管核销单，原来的退税条件由“二单一票”（报关单、核销单+发票）改为“一单一票”，这将缩短退税审核时间。同时，对进口付汇，也只需提供贸易发生的有效合同、发票或报关单即可，无需外管局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外管局将对外贸企业（平台）进行分类管理，信用好的A、B类企业将更加便捷，而C类企业则与新政前一样，没有多大改变。

“分级管理的目的之一，是在取消外汇核销单的同时，严防非诚信企业原来‘买单出口’违规现象中的‘卖单’公司。因此，企业更加需要注意自身信誉。”肖锋指出，进出口手续简化，对整个外贸行业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外贸电商平台，特别是对小额外贸电商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和评估新政的影响，包括国税局最新的相关政策。

肖锋建议，小规模出口若不涉及知识产权纠纷，不需要法定商检的商品，可尽量选择一般贸易项下正规申报出口。

张明：熊猫债市场发展为何提速？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目前人民币融资成本相对较低。2025年，多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金融机构、大型企业发行熊猫债券超过1700亿元，在香港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规模更大。中国人民银行将持续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制度安排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多元化的货币金融合作，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提供便利。

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2005年10月，国际金融公司（IFC）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分别获准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11.3亿元与10亿元人民币债券，成为首批发行的熊猫债。不过，在2005年至2014年这十年间，中国熊猫债市场发展相对较慢。一方面，发行主体单一且发行规模较低，各年发行金额均不超过30亿元。另一方面，在2007年-2008年、2010年-2013年期间，没有新增熊猫债发行。

从2015年起，熊猫债发行明显提速。例如，根据Wind的数据，熊猫债发行年度总金额由2015年的130亿元逐渐上升至2024年的1948亿元（历史性峰值），2025年也高达1836亿元。截至2026年3月24日，2026年熊猫债发行额已经达到782亿元，今年将会再创历史新高。迄今为止，熊猫债累计发行已超过1.2万亿元。又如，熊猫债发行只数由2015年的11只上升至2025年的124只（历史性峰值）。再如，熊猫债存量余额由2017年底的1946亿元逐渐上升至2026年3月24日的4798亿元，即将突破5000亿元大关。

对当前的存量熊猫债进行分类统计，可以得到如下特征事实：第一，债券类型以中期票据、国际机构债、短期融资券、公司债、金融债为主，分别占45%、30%、8%、8%与6%；第二，债券发行人以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与国际开发机构为主，分别占52%、30%与16%；第三，从剩余期限来看，以2-3年、1年以内与1-2年为主，分别占29%、28%与24%；第四，从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来看，以AAA为主，占到90%。

当前熊猫债存续规模排名前五位的发债主体分别为新开发银行（495亿元）、中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261亿元）、北京控股有限公司（234亿元）、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220亿元）与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205亿元）。不难看出，目前排名靠前的发债主体为总部在中国的多边金融机构以及注册地在境外的优质中国公司。从投资者结构来看，排名前四位的投资者分别为非法人类产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境外机构与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什么熊猫债市场发展前10年速度较慢，从2015年至今却明显提速了呢？

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人民币与美元利差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在2015年“8.11汇改”之前，外汇市场上存在持续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预期。一般而言，中长期债券发行人不太愿意用将会持续升值的货币来举债。在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度由升值预期逆转为贬值预期。在2017年中期逆周期因子出台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更加明显的双向波动状态。换言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预期的消失使得发行人更加愿意用人民币来举债。另一方面，在2022年中期之前，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显著高于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发行人不太愿意用融资成本更高的人民币来举债。而从2023年下半年至今，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显著低于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发行人更加愿意用人民币来举债。一个相关证据是，2022年熊猫债发行规模为851亿元。2023年至2025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分别为1545亿元、1948亿元与1836亿元，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当前，10年期中国与美国国债收益率分别在1.8%与4.3%左右，用人民币举债的吸引力更强。根据Wind的数据，熊猫债的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由2018年的4.97%下降至2025年的2.01%，2026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至1.86%。融资成本低廉无疑是熊猫债市场近期获得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熊猫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的下降伴随着加权平均发行期限的缩短。2016年至2026年一季度，熊猫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由4.36年下降至2.26年。不过，2025年发行期限在5年及以上的熊猫债占比达31.45%，较2024年提升2.09个百分点。未来熊猫债加权平均发行期限有望触底回升。

事实上，近年来不仅是熊猫债市场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贷款市场以及点心债市场同样发展迅速。这说明，随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双向波动，以及在人民币长期利率显著低于美元同期利率的状态下，人民币债务类产品的发展有望明显加快。

原因之二，是中国债券市场与资本账户的制度型开放，增强了境外主体到中国境内来发行熊猫债的吸引力。2015年至2016年的交易所债券市场扩容一度带动熊猫债发行量上升。2022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的出台为熊猫债发行提供了更大的制度便利。一方面，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的注册流程不断简化。另一方面，募集资本既能按照资金使用需求及时调出中国，也可灵活用于国内项目。跨境资金能够通过“绿色信道”实现高效运转，这无疑增强了熊猫债的吸引力。

此外，熊猫债的发行也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了有效对接。随着科创熊猫债、绿色熊猫债等相关支持政策出台，熊猫债的品种日益丰富、产品结构日益多元，进一步提高了熊猫债市场对发行人与投资者的吸引力。2026年初，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了“中债—工行熊猫债系列指数”，这是国内首个反映熊猫债市场情况的债券系列指数。该系列指数能够为熊猫债市场参与者提供权威基准和跟踪标的。未来在上述债权指数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可能开发熊猫债券ETF，从而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参与投资熊猫债市场。

原因之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持续推进显著增强了境外主体对人民币资金的真实需求。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初期，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场景还比较有限。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更多是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正利差。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以及中美利差的变化，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就会显著波动，这也会造成人民币国际化速度的相对变化。然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币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全球第五大储备货币。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ECP区域、中国周边国家，相关主体对持有人民币并用其进行贸易、投资的需求日益增强。这种真实需求不仅能够使得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更加行稳致远，而且将会不断强化境外主体的人民币融资需求，这反过来也会促进熊猫债、点心债、在岸与离岸人民币贷款等市场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熊猫债市场上纯外资发行主体明显增加，外商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参与发行熊猫债的占比达到22.58%，与2024年相比上升5.15个百分点。例如，摩根士丹利成为首家发行熊猫债的美国金融机构，非洲进出口银行成为首家发行熊猫债的非洲多边金融机构，匈牙利政府发行的50亿元主权债也创下了主权债发行纪录等。

综上所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熊猫债、点心债为代表的人民币负债型产品将会持续呈现蓬勃增长，这不但会增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多样性与流动性，而且会持续助力人民币国际化。

一个让欧美银行又爱又恨的事实：人民币现在是最“分裂”的货币

一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盖章认证的“硬通货”——能拿来还美元债，能当各国储备资产，能买遍全球任何大宗商品，欧美主流大行拿到人民币就能兑本币。另一边，它又是中国严管下的“不自由身”——境外热钱想进来炒作？门都没有。

这种“既国际化又不可操控”的状态，正在让华尔街那帮玩惯了的金融大鳄浑身难受。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冲到70.6万亿元，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但诡异的是，国际炒家根本找不到下嘴的地方。

就在3月中旬，罗马尼亚的大型银行BRD，特意开通了人民币业务，能开人民币活期账户、做人民币收付款，还专门给企业出了对冲汇率风险的工具，就为了方便当地企业跟中国做生意。

这家银行隶属于法国兴业银行集团，在欧洲也算有头有脸，以前根本不把人民币放在眼里，现在却主动贴上来，足以说明问题。

但有意思的是，一边是欧美银行主动抢着做人民币业务，一边又天天抱怨人民币“不好用”“不自由”。

说白了，人民币现在就是最“分裂”的货币——在国际上，它是IMF认证的硬通货，能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用；但在中国境内，它又受严格管控，不让境外的热钱随便进来炒作，这种“又开放又克制”的状态，把欧美银行逼得又爱又恨。

先说说欧美银行为啥“爱”人民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能赚钱，而且能帮他们规避风险。

这几年美元指数忽上忽下，波动特别大，欧洲企业跟中国做贸易，以前都是用美元结算，得先把欧元换成美元，再用美元给中国企业付款，中间要倒两次手，每次兑换都要花手续费，还得承担汇率波动的风险，有时候一笔生意赚的钱，还不够对冲汇率损失的。

后来有人发现，直接用欧元换人民币结算，就能省掉中间美元的环节，汇率风险直接归零，企业省钱了，银行自然也能跟着赚手续费。

就像中国的跨境支付平台XTransfer，跟法国巴黎银行合作后，欧洲中小企业对华支付效率提升了40%，隐性成本降了30%以上，双方银行都能分到一杯羹，何乐而不为？

而且现在人民币的流动性越来越足，欧美银行想拿到人民币，渠道也多了。

中国人民银行跟很多国家的央行签了本币互换协议，欧美银行可以通过这些协议，轻松拿到人民币；另外，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的规模也在增加，香港、伦敦、新加坡这些地方，都成了离岸人民币中心，银行想调人民币资金，比以前方便太多。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现在成了欧元区的“稳定器”。

这几年欧元兑美元汇率一直不稳定，有时候想稳住汇率，光靠欧元自己不行，还得借助人民币。

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里全部的工业门类，连续多年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欧贸易双向流动特别频繁，形成了实实在在的人民币需求底盘。

对欧洲人来说，人民币不像美元那样受美国政策影响大，波动相对小，相当于一个“中间锚”，能帮他们对冲美元的风险。

但欧美银行的“恨”，也恨得很实在——人民币太“难操控”了，让他们没法靠投机赚钱。

咱们都知道，欧美很多金融机构，除了做正常的银行业务，还喜欢搞外汇投机，靠买卖货币差价赚快钱。

以前他们炒作美元、欧元，甚至其他新兴国家的货币，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金，就能撬动汇率波动，赚得盆满钵满。

但人民币不一样，中国有严格的外汇管制，还有央行的精准调控，让这些炒家根本无从下手。

央行每天会公布人民币中间价，通过这个价格引导市场预期，还会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票据，回收流动性，提高做空人民币的成本；要是汇率波动太大，还会通过外汇掉期操作，调节资金供需，平抑波动。

而且这几年，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上也越来越有话语权，比如人民币汽油、柴油掉期业务已经上线，中国在石油、铁矿石这些关键商品的定价上，慢慢有了自己的声音。

再加上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广，很多国家跟中国做生意，不用再依赖美元的SWIFT系统，人民币跨境流动越来越方便，这就让欧美银行觉得，自己的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

可能有人会问，人民币这么“分裂”，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对中国来说，这种“分裂”恰恰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咱们国家人口多、经济体量大，要是完全放开人民币自由流动，境外热钱随便进来炒作，很容易引发金融风险，2015年到2016年，咱们就有过资本外流的经历，那时候外汇储备流失了1.28万亿美元，教训很深刻。

而对于欧美银行来说，这种“分裂”让他们陷入了两难。

不用人民币，就会错过中欧贸易的巨大市场，眼睁睁看着竞争对手赚钱；用人民币，又受限于中国的管制，没法投机，还得跟着中国的规则走。

就像现在，人民币在全球支付清算中的占比已经达到4.69%，连续10个月稳居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更是排第二，占比5.95%，欧美银行就算再不满，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复旦大学的黄奇帆教授也说过，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取代美元，而是要达到跟中国经济地位匹配的水平——中国2023年的GDP占全球17%，但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才6.27，跟美元的51.52、欧元的25.03还差得远。

未来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还是推动跨境贸易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完善离岸市场，让人民币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成为炒家收割财富的工具。

未来，随着中国产业链的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家会选择用人民币结算，欧美银行也会慢慢适应这种“分裂”的人民币。

毕竟，在全球经济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谁也不想错过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人民币，就是他们进入这个市场的“钥匙”——哪怕这把钥匙，有自己的“规矩”。

邢毓静：从资金池演进视角探索本外币一体化管理

资金池，也称现金总库，是企业集团集中和管理资金的常用工具。随着中资企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向纵深发展,全球资金管理的难度不断加大，急需更加高效、便利、低成本的本外币跨境资金运营模式。2021年3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政策在深圳落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深圳中支”）按照政策统一部署，不断探索跨境资金池政策的迭代创新，助力市场主体实现“两增两减一打通”（增加业务规模、增加财务收入、减少人工、减少税费、打通意愿购汇路径），显著提升跨国公司资金运营效能，成效显著。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已成为促进人民币跨境双向流动的重要载体。

跨境资金池政策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为便于境外资金管理，它们在境外搭建了资金池。伴随着境外经营规模日益扩大，“集团国际化步伐迈得越快，资金集中度越低”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上述难题，我国跨境资金池管理政策不断演进，总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点及面，局部开展外币资金集中运营

先是个别企业开展探索。20世纪90年代，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中石化集团等跨国公司开始开展境外资金归集试点。其后，个别区域实施改革。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推出“浦东九条”，允许跨国公司在现行委托贷款框架下对境内成员企业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同时可开立离岸账户集中管理境外成员企业资金。再后来，境内外币资金池初步构建。2009年，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内企业内部成员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明确了境内外币资金池的基本管理原则、业务结构、数据统计和审核程序等内容，助力境内企业降低财务成本，增强竞争优势。杜邦集团是深圳最早一批开展境内外币资金池业务的跨国公司，2011年开展业务以来，年度平均资金调拨量约14亿美元。

第二阶段：逐步拓展，本、外币资金池政策分别推进

一是跨境外币资金池试点全面铺开。2012年12月，外汇管理局正式启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2013年5月，深圳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落地，华为集团、中兴通讯、中集集团等跨国公司获得试点资格。二是跨境人民币资金池政策正式出台。2013年12月，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试点。2014年6月，试点推广至全国，深圳辖内企业积极响应，创维集团、中广核集团等多家跨国公司参与试点。

虽然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和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试点在成员企业要求、业务门槛、备案手续、账户架构、规模控制等方面有一些不同，但总体思路都是将境内资金池与境外资金池有限联通，实现经常项下与资本项下资金的集中收付，政策设计理念与监管框架大体趋同，为实现跨境资金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奠定了一定基础。

第三阶段：持续优化，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取得积极进展

一方面，跨境人民币资金池进一步完善。201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出台，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及资金净流入上限。另一方面，外币资金池初步实现本外币合一管理。2015年8月，外汇管理局下发《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通知》并于2019年3月进行修订，进一步简化登记管理，优化账户结构，允许跨境本外币资金同时入池，初步探索本外币合一管理，成为跨国公司跨境资金池管理政策演进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至此，跨境资金池政策形成了本外币多种模式并行的管理格局。其后，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建设进入快速发展轨道：2021年3月，北京、深圳获批首批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业务；2022年7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扩展至上海、广东、陕西、北京、浙江、深圳、青岛、宁波等地，扩大了政策覆盖面，并允许跨国公司在境内办理境外成员企业本外币集中收付业务，进一步便利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开展跨境收支业务，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政策的深圳实践

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支持“走出去”企业全球化经营，充分发挥深圳作为“双循环”重要交汇点作用，深圳中支广泛调研企业需求，深入参与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顶层方案设计。2020年10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纳入深圳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2021年3月，深圳获批首批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业务。截至2022年6月末，试点业务规模达318.6亿美元。

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金融市场改革创新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深圳充分发挥先行示范作用，以“服务实体经济企业、突出受益导向”为原则，重点聚焦辖内信用等级较高的优质、大型实体制造业跨国公司，行业涵盖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通讯设备等，对实体经济精准释放政策红利。助力企业有效降低资金调配成本，实现集团内资金调拨无需通过委托贷款框架，显著提升企业境内资金运用效能，畅通国内“大循环”。从实施效果来看，试点已累计为深圳试点企业增加财务收入、节约税务成本约4000万元人民币。推进池内异地企业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主办企业代异地成员企业完成备案后，异地企业业务可“统一归口”在深圳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银行办理，且统一享受优化单证审核等便利化服务，进一步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有效提升试点企业获得感。此外，支持主办企业代境外成员集中收付。2022年7月，第二批试点在首批试点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允许主办企业依据真实贸易背景，直接与境外成员企业的交易对手方开展资金收付业务，切实回应了跨国公司提升跨境资金集约化管理的更高要求，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探索新途径。

整合本外币政策，助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本外币一体化管理是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试点吸收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外币资金池业务中富有成效的做法，制定统一规则，并实现有机融合。一是池内资金划转、结算、融资等多个业务条线币种均可以自由选择，给予企业更大自由空间。二是依托深圳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试点，实现多币种账户合一，有效减少企业开户数量，节约管理成本。三是通过调整汇率风险折算因子，鼓励试点企业更多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双向融资，着力提升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为切实满足企业对于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的多元化需求，使试点政策更加精准直达，深圳中支通过“面对面”座谈的形式，对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指导，宣讲“本币优先”理念，推动资金池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大幅提升，企业财务成本和管理成本有效降低。以深圳某试点企业为例，该企业在全球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深圳中支的引导和推动下，目前已实现95%以上跨境交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年度结算量约400亿元人民币。

深化“放管服”改革，渐序推进资本项目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圳中支基于试点政策，深化落实跨境投融资改革创新，推动实现安全、高效、低成本的要素流通循环。一是落地意愿购汇业务。在资本项目结汇已全面实现便利化管理的基础上，试点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需求，在一定额度内自主选择购汇时机，为企业加强汇率管理、提升汇率风险能力提供重要政策工具。2021年6月，深圳试点企业开展了首笔意愿购汇业务，金额为5亿港元，为企业节约成本达308.4万元人民币。二是扩大企业跨境双向融资空间。根据试点政策，深圳中支为试点企业适度调增双向跨境融资额度，进一步满足企业跨境本外币资金的余缺调剂和归集需求，赋予企业在跨境资金管理层面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实现了限额内的跨境双向融资可兑换。截至目前，深圳试点企业已累计开展跨境双向融资140亿美元。三是持续优化账户架构，取消委托贷款框架，大幅简化业务流程和手续，企业资金汇划路径有效缩短三分之一，提交材料由“一大摞”简化为几张纸，资金使用效率明显提高，银行审核业务时间也大大缩短，跨境资金调拨速度从以往的按天计算缩短至以分钟计，最快仅需5分钟即可到账。

跨境资金本外币一体化管理改革的展望

探索建立“普惠型”本外币资金池管理政策

按照“兼容并包、高低互补、因势利导”的基本原则，将更多便利化政策纳入资金池政策管理框架，进一步改变本外币多种模式并行的跨境资金池业务管理格局。具体来说，可调低入池企业营收规模、国际收支规模等准入门槛，建立低门槛、高水平的“普惠型”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更大程度扩大便利化政策覆盖面，提升市场主体获得感，激活深层次发展动力。

打通跨国公司全球财资中心回归境内路径

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一些跨国公司将境外财资中心迁回境内的需求愈加强烈。在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政策基础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跨境资金管理、税收政策、金融基础设施等规则制度与国际更加接轨，打通跨国公司全球财资中心回归境内路径，稳步提升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创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的落地实施和顺利运行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跨境投融资改革创新迈出了关键一步。未来，深圳中支将继续按照“稳中求进”总思路，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根本，坚持服务金融双向开放，对标国际通行标准，兼顾我国实践，继续探索推进跨国公司全球资金管理改革创新，为推动深圳高质量发展和“双区”建设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全球央行购金潮中，中国15连增黄金储备的独特逻辑是什么？

中国15连增黄金储备的独特逻辑在于，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储备优化，旨在对冲美元风险、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并通过‘小步慢跑’的方式控制成本。截至2026年1月末，黄金储备达7419万盎司，连续15个月增加，但增持量已连续11个月处于低位，2025年全年累计增持86万盎司。

更关键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而黄金储备占比约9.7%，明显低于15%左右的全球平均水平，这为持续增持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战术审慎：小步慢跑控成本

央行的增持节奏绝非“大手笔突击”，而是典型的“高频少量”操作。自2024年11月重启增持以来，每月增持规模多数低于10万盎司，2026年1月仅增持4万盎司。

这种“小步慢跑”的策略，本质是在金价波动中平滑成本——2026年1月国际金价先飙升后暴跌，但央行保持固定节奏，避免了因大额购金推高市场价格，实现了储备优化的“性价比最大化”。

市场人士分析，这就像长期定投，既能在合理成本下稳步提升黄金储备，又能减少对市场的冲击，彰显了操作的理性和纪律性。

结构优化：补足储备短板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庞大，但黄金占比长期偏低，这构成了储备结构的“短板”。黄金作为“非信用资产”，与美元资产往往呈负相关，能有效对冲美元贬值风险。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美元信用受到挑战——例如2022年俄乌冲突中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事件，打破了“美元资产绝对安全”的神话。通过持续增持黄金，中国正逐步平衡外储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让资产组合更稳健。

专家指出，这有助于降低对单一货币的依赖，增强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自主性。

战略支撑：夯实人民币信用

黄金储备的积累，远不止是“藏金于国”，更是为了“铸信于外”。黄金是全球公认的终极价值储存手段，央行持有大量黄金，相当于向国际市场传递信号：人民币的价值有实物黄金作为“硬核抵押品”。这直接提升了跨境贸易伙伴接受人民币结算的信心，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多国央行增持黄金，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资产配置，是在‘去美元化’背景下，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的重要举措。”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积极构建以我为主的黄金交易体系，例如香港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合作，计划建立香港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并在3年内将仓储容量提升至2000吨以上，这为未来可能的“人民币+黄金”结算生态奠定了基础。

因此，尽管增持节奏会根据金价波动灵活调整，但未来持续增持黄金仍是大方向，这并非短期跟风，而是一场着眼于金融安全与长期竞争力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