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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背后的套息交易魅影

人民币汇率背后的套息交易魅影

民生证券周君芝、吴彬

2022/04/27 14:31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本质上是一笔错配交易。

要点

疫情以来美联储推出历史罕见货币宽松,全球美元流动性极为充沛。得益于过去两年多的有效抗疫,中国生产并未停滞,并借此机会承接住全球消费品生产需求,享受了高景气出口。高速出口增长支撑起中国疫中经济增长,不仅如此,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还带来巨量美元外汇涌入中国金融市场。

过去两年多抗疫时期,我们在经济层面见证了中国稳定的增长、蓬勃的出口、持续升值的人民币。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聚焦到金融层面,人民币汇率的另一面——套息交易,进入我们的视野。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本质上是一笔错配交易。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涉及多个步骤和机构。撇去细节,一笔典型的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中,套息机构在负债端融入美元流动性,资产端配置人民币资产,最终套息机构可以享受货币错配带来的收益。

美元-人民币套息机构,可以是金融机构,例如境内外商业银行,国内外基金;也可以是非金融机构,例如跨国企业财务公司,甚至可以是进出口贸易商。只要机构可以在负债端融入美元,资产端可配置人民币资产,便可完成套息交易。

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可以是人民币存款、中国国债、中国银行存单,甚至可以是股票。

美元负债可以在境内美元市场获得,也可以在境外美元市场获得。获取美元负债的方式也极为多样,回购、拆借、存放等等,不一而足。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微观机制和滋生土壤。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天然可以为套息机构带来三大收益。一是货币错配的息差,即人民币资产收入高于美元负债成本,那部分差额即为机构收益。二是人民币汇率升值汇兑收益。当然,套息交易还可以辅以杠杆操作,将收益放到极致。杠杆收益,也是套息交易的第三大收益来源。

套息交易的“息差”越厚,微观上套息交易动机越强,宏观上套息交易规模越大。以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为例,当人民币资产收益越高、美元负债成本越低,人民币和美元套息的息差就越厚。同样,当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则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动机越强。

疫情以来美元流动性持续宽松,中国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不得不说,2020年下半年至2022年3月初,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迎来非常友好的交易环境。

我们相信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也在不断扩容。当前不论是在岸还是离岸市场,都存在一定规模的套息交易。

分析当前人民币汇率表现,判断后续人民币汇率走势,需要充分关注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无疑将会放大人民币汇率波动

微观机制决定了套息交易必然放大人民汇率波动。

当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大量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受息差驱动而涌入市场,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扩大,人民币资产价格走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套息交易的结果——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又在客观上加大了套息空间,吸引更多美元-人民币套息行为加入市场。

反过来,当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又或者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跌,此时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利润空间缩窄,微观上部分套息机构选择了结交易。套息交易机构平仓,意味着人民币资产被抛,美元需求增多,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行,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一旦贬值预期形成,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窄,引发更多交易平仓。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平仓过程中,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跌、人民币汇率急速贬值、套息交易空间压缩,三个现象并行发生,并互为强化,形成螺旋循环。

总之,在人民币升值时,套息交易不断涌入,助推人民币升值;当人民币贬值时,套息交易不断平仓,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快人民币贬值节奏。

以下为正文(部分):

前言

4月18日至25日,人民币急速贬值,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从6.36快速上行至6.56。单周贬值幅度之大,创下2015年“811汇改”以来单周贬值幅度之最。4月25日晚,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9%下调至8%)。

一、外汇存款准备金可以调节外汇流动性

1.1 外汇存款准备金运行机制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可类比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商业银行除了吸收本币存款之外,还吸收外币存款。商业银行本币存款需要向央行缴纳外汇存款准备金,类似的,吸收的外币存款同样需要缴纳外汇存款准备金。

外汇存款准备金就是针对外币存款缴纳的准备金,当然也是以外汇形式进行缴纳。

外汇存款准备金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会计处理为:资产端对应其他国外资产项,负债端对应其他负债项。

央行可通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高低来调整外汇市场流动性。

当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使用的外汇资金减少,无论是零售外汇市场还是银行间外汇市场,可用的外汇资金都在减少。反之,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使用外汇资金增加,外汇市场流动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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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次准备金率下调释放流动性估算

本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是历史首次。

央行调节汇率有多种工具,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只是其中一个工具。历史上中国央行动用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往往是上调,而非下调。

大部分时间央行都是用过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收紧外汇流动性。2005年至今,央行四次上调了外汇存款准备金,其中2021年的5月和12月各上调一次,幅度均为2个百分点。

今年4月25日,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倒是历史第一次。

外汇存款准备金下调可释放约百亿美元流动性。

首先需要强调,直接将外汇存款规模乘以准备金率变动比例,得到外汇准备金释放规模。这种计算会高估实际的外汇流动性投放量,因为部分境外外汇存款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

我国现行外汇账户管理体系下,境外主体或居民在中国境内可开立三类银行账户,分别是

OSA离岸账户(Offshore Account)、自贸区的FT(Free Trade)自由贸易账户、NRA账户(Non-Resident Account)。OSA账户是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的,也是计算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流动性的误差来源。

截至2022年3月,外汇存款规模10481亿美元,其中境内外汇存款7295亿元、境外外汇存款3186亿美元。按照这一外汇规模进行计算,此次外汇存款准备金下调实际释放的外汇资金规模在72.95~104.81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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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息交易天然放大汇率波动

2.1 套息交易(Carry Trade)机制

套息交易是典型的投机行为。

所谓“套息”,核心操作是负债端借入低息货币(计价的资产),资产端买入高息货币(计价的资产)。低息货币(计价的资产)和高息货币(计价的资产)之间存在息差,这就是套息交易所要套取的“息”。

整个套息交易环节分为三个步骤。

先把低息货币兑换成高息货币。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典型的套息交易中,低息货币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融入。

再将高息货币配置相应的高息资产(高息货币计价资产)。例如存入该国银行机构,即配置成存款资产;或投资于该国资产如国债、股票等更有吸引力的资产。

最后,投资到期后将高息货币转回低息货币,偿还低息货币债务,从而获取息差。

套息交易可依托的模式多种多样。套息交易可投资的资产并不局限于债券类资产,也有可能是股票,商品等,只要保证资产端高收益货币资产高于负债端,各种模式都可以成立。

套息交易收益来源于可以两部分。

一是收益扣除成本所得息差,收益来自高息货币资产,成本主要是低息负债融资成本。

二是汇率波动产生的收益/损失。

部分套息交易或金融工具锁定汇率,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损益,这种情况下套息交易收益来源仅仅依靠息差。锁定汇率波动的金融工具典型有如外汇掉期或者货币掉期工具。

以日元和澳元配对的套息交易案例如下:

先负债端融得低息货币。某金融机构先去获取低息货币负债。例如在日元市场上获得一笔三个月期限的900万日元融资,利率是0.1%。

再资产端配置高息货币资产。该金融机构立即以澳元兑美元为90的汇率将900万日元换成10万澳元,然后将该10万澳元全部购买澳大利亚国债。假设持有澳大利亚国债3个月,且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1%

计算套息所得。3个月后,澳元兑日元汇率为92.7。3个月后这笔套息交易结束,则该笔套息收益为:10万澳元 x (1+ 2.1%)x 澳元兑日元3个月后的汇率92.7 – 900万日元 x (1+0.1%) = 45.567日元。该笔收益最终的收益率约5.06%。

5.06%的收益可拆解为三部分:其一是2%的利差,其次是澳元相对日元升值3%,以及是二者的乘积(一般比较小忽略不计),总收益率为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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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套息交易天然容易放大汇率波动

套息交易在外汇市场极其普遍,全球外汇市场中成交量中占比超过50%。

一般来说低息货币总是套息交易的融资货币。由于日本央行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政策,外汇上市场上主流的套息配对交易均有日元参与的,例如有AUD/JPY、NZD/JPY、USD/JPY等配对的套息交易。

也就是说,外汇市场上套息交易是汇率扰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而我们分析汇率波动,尤其短期波动时,必须给套息交易以足够的重视程度。

从套息交易的形成机制,我们可以总结出套息交易三大特征:

第一,套息交易的前提是两种货币资产存在较大的息差。

负债端融入的是低息货币负债,套息机构需要为之付出资金成本。当低息货币的负债成本越低,息差保护就越强。同样,高息货币资产能够提供越高的收益,息差就会越厚。

反过来,一旦低息货币的负债成本高、高息货币资产的收益小,息差就会被大幅压缩,套息交易盈利空间也会被高度挤压。套息交易的活跃度就会下降。

第二,微观机制上套息交易天然会伴随负债和资产端杠杆错配。

套息交易追逐的就是息差本身,因而容易在实务操作中放大负债和资产之间的金融杠杆。常见做法是放大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即负债端短久期,资产端长久期;负债端低风险货币负债,资产端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配置。

第三,宏观效果上套息交易放大汇率波动。

套息交易操作本质上是融入低息货币,配置高息货币资产。每一笔套息交易都放大对高息货币的追求,即放大高息货币对低息货币的升值动能。

当高息货币相对于低息货币汇率持续保持升值趋势时,套息空间增厚,会有套息交易介入,赚取息差。而套息交易本身又放大了高息货币相对低息货币的汇率,进一步增厚套息空间,又吸引更多套息交易跟进。

整个过程可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总结,高息货币汇率升值–>套息空间增厚–>套利行为增多–>高息货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2.3 用美元和人民币完成套息交易

我们首先举一个最为普通的套息交易模式。

假设现在有一家金融机构(不妨将其称为“套息机构”),可以参与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海外套息交易。套息交易中,机构的负债端是美元,资产端是人民币计价资产。

首先,套息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在负债端囤有一笔美元负债。这笔操作的本质是,负债端记录一笔美元负债,资产端记录一笔美元。

其次,套息机构直接换汇,亦或通过外汇互换合约,与特定银行(不失一般性将其称为“银行Ⅰ”)进行交易。通过这次交易,套息机构可以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

再次,套息机构将人民币货币购买人民币计价资产。例如国债或者银行存单等,享受人民币资产带来的收益。套息机构可以购买更高风险同时也更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当然,套息机构还可以放杠杆(例如针和商业银行II进行交易),增厚资产端人民币计价的收益。

最后,人民币资产到期或者套息交易停止,套息机构将人民币资产卖出,降低杠杆,并将人民币换回美元。

之前分析过,若使用外汇掉期锁定,则套息机构可以赚取(当然反面也可能是折损)美元和人民币计价资产之间的息差;也可以赚取人民币升值点差。

在刚才举例的美元和人民币套息交易中,套息机构赚取的收益是人民币国债或存单利率,所付出的成本是美元负债的利率,例如美元是通过同业拆借而来,则需要付出美元同业拆借利率。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套息交易的机构纷繁多样。

若套息机构可以直接获得美元流动性,又或者可直接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那么这些套息机构具有天然的套息优势。例如境内外的商业银行、国内外的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跨国企业财务公司等,都具备完成套息交易的条件。

另外进出口贸易商由于可以在银行获得外汇信贷资源,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完成套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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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周君芝、吴彬,来源:宏观芝道,原文标题:《人民币汇率背后的套息交易魅影》,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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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局最新发声!有基础、有实力、有信心维护中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

7月2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3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针对上半年的外汇收支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外汇市场韧性较强,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银行结售汇均呈现顺差格局。

有基础、有实力、有信心维护中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

当前市场较有共识的观点是,美联储会继续加息,但也接近加息的尾声了。对于未来外汇市场的走势,王春英表示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来观察和研判比较全面一些。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会延续回升向好的态势,对外汇市场的支撑作用将会提升。经济基本面始终是中国外汇市场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摆脱了疫情影响,已经向常态化轨道回归。上半年GDP增长5.5%,未来我国精准科学实施宏观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畅通经济循环,经济有望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对于外汇市场的支撑作用会更强。

从外汇市场来看,我国外汇市场的调节能力和适应性显著增强,可以有效缓释外部冲击风险。外汇市场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交易主体、产品交易类型、交易模式还有交易规模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可以很好地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认识和汇率风险中性的理念都在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较好地管理汇率风险。同时在跨境交易中,人民币占比已经达到了50%左右,这样货币错配的风险就降低了,上述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外汇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从外部看,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接近尾声,对全球经济溢出影响也会减弱。近几年,以美联储为主的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大放之后大收,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波动性影响,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调整。当前来看,美国的通胀水平高位回落,叠加高利率可能加大经济衰退风险,市场认为美联储加息接近尾声,美元持续走强的动力减弱,外部环境将会边际改善。

王春英表示,这些年,外汇管理部门成功稳妥地应对了多轮次外部冲击,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也不断丰富和完善市场调控的措施和方法。

“我们有基础、有实力、有信心维护中国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坚决防范汇率大起大落风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王春英说。

外汇收支状况呈现五方面特点

从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看,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30259亿美元,对外付款29792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467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09746亿元,对外付款206526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3221亿元。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看,2023年上半年,按美元计价,银行结汇11325亿美元,售汇11307亿美元,结售汇顺差18亿美元;按人民币计价,银行结汇78482亿元,售汇78338亿元,结售汇顺差143亿元。

王春英进一步介绍,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跨境资金流动保持活跃,呈现净流入格局。2023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超过6万亿美元,处于历史同期次高水平。从差额看,涉外收支保持一定规模顺差。其中,2023年1月份受春节前企业集中收汇等因素影响,涉外收付款顺差处于季节性高位;2-5月份涉外收入与支出金额基本相当;6月份顺差规模回升至120亿美元。分季度看,也是连续两个季度顺差。

第二,银行结售汇小幅顺差,境内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上半年,银行结售汇总体表现为顺差,综合考虑其他供求因素后,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分季度看,一季度银行结售汇呈现小幅逆差;二季度由逆差转为顺差,尤其是6月份,尽管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但银行结售汇顺差82亿美元,大幅高于前几个月的月均规模。

第三,售汇率略有上升,企业外币融资延续平稳态势。2023年上半年,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也就是客户从银行买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69.2%,较2022年同期上升3个百分点。从外汇融资看,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贷款余额2749亿美元,较2022年末增加37亿美元。进口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跨境贸易外币融资余额674亿美元,较2022年末下降94亿美元。

第四,结汇率稳中有升,境内外汇存款余额有所下降。2023年上半年,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也就是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为67.5%,较2022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截至2023年6月末,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境内外汇存款余额6061亿美元,较2022年末下降280亿美元,显示市场主体持汇意愿总体稳定。

第五,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930亿美元,较2022年末增加653亿美元,主要受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影响。

经常账户保持合理规模顺差中长期不会改变

据王春英介绍,今年以来,全球经济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经常账户部分项目也开始有所体现,主要就是逐步向常态水平回归。我国经常账户有保持合理均衡顺差的基础,中长期这个格局会保持不变。

从经常账户项目构成角度来看:

货物贸易方面,中国货物出口新的增长点不断涌现,这个特点有助于稳定出口规模和优化出口结构。今年上半年,外需有所回落,但中国传统的出口产品依然保持稳定。还有“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较快,达到51%。近期有部分消费电子中间品进口向好,未来相关的产成品出口会有较好表现。所以,从主要的产品看,既有新增长点,同时传统基本盘也是稳定的,另外有一些中间品进口显示出未来出口是有潜力的。从全球来看,中国出口状况总体好于大多数国家。1-4月份,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依然同比上升。

服务贸易方面,因为疫情放开、各方面保障恢复,中国跨境旅行呈现恢复态势,相关旅行支出也同比增长,但还低于疫情前水平,对经常账户的影响是可控的。

此外,从经常账户的中长期决定因素来看:

首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会持续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对外贸易提供新动能。同时,制造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融合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进步和提升会带动相关生产性服务贸易收入增加。

第二,经常账户中长期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结构。经常账户反映的是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中国经常账户保持顺差实际上反映了储蓄高于投资,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也在不断调整,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增加,但我国储蓄率在全球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经济结构依然是有助于经常账户保持合理顺差。

展望未来,王春英表示,外汇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防范外部冲击风险,保障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不断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编辑 白宝玉)

潘功胜:中国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记者刘开雄、赵旭)“与前两次美元升值时期相比,202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对美元指数波动的敏感性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21日表示,中国外汇市场展现新特征,韧性不断增强。

潘功胜是在21日举行的2022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潘功胜说,今年以来,受“高通胀”和“紧货币”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经历剧烈震荡,但中国外汇市场展现了较强韧性。“从全球范围看,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货币相比,人民币贬值幅度处于平均水平。跨境资金流动虽有波动,但总体平稳有序。”

在潘功胜看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基础性国际收支顺差发挥主导作用,外债结构总体优化,人民币在企业跨境使用中的占比持续提高,汇率避险工具推广普及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外汇市场韧性增强。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国家债券普遍收益率上升、价格下跌,人民币债券成为少数价格稳定的金融资产。”潘功胜说,人民币债券避险属性日益凸显,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以我为主”,利率和汇率走势相对独立,令人民币债券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呈现较好分散化效果。

潘功胜表示,十年来,外汇领域的改革开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完善,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推进,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竞争有序的外汇市场基本形成,国际收支稳定性和韧性进一步增强,建立起“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外汇市场管理框架,外汇储备资产实现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潘功胜认为,向前看,中国外汇市场将保持稳健运行。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不会改变。未来内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将有助于维护中国外汇市场稳健运行。

“我们将继续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全力构建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汇管理体制,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维护外汇市场稳健运行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潘功胜说。

中国外汇市场“气质”更成熟(锐财经)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2019年外汇收支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结汇12.76万亿元,售汇13.15万亿元,结售汇逆差3843亿元;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4.98万亿元,对外付款24.81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644亿元。截至2019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1079亿美元,较当年初增加352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的背景下,中国实现了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展现出更加成熟的气质。这不仅得益于平稳有序的开放措施与制度建设,更是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坚韧表现。

外汇市场呈现四大特征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介绍,2019年外汇市场形势呈现出“稳定、平衡、理性、有序”四大特征:

“稳定”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上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境内和境外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CNY和CNH,分别小幅贬值1.4%和1.3%,幅度非常小。同时期,美元指数上涨0.2%。EM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2%。从对比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全球非美货币中的走势表现是总体稳定的。

“平衡”主要是指外汇市场供求呈现基本平衡。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结售汇的月度逆差平均是47亿美元,这个规模和2018年基本持平,处于基本平衡状态。非银行部门的跨境收支累计呈现小幅顺差,外汇储备余额稳中有升。

“理性”体现为外汇市场主体的跨境投融资和结售汇行为更加理性。2019年1-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244亿美元,同比上升2.6%。境外投资者继续增持境内人民币资产。外汇局统计显示,2019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866亿美元,净增持上市股票413亿美元,合计达到了1280亿美元。此外,2019年个人净购汇同比减少20%,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都更加理性。

“有序”主要是指外汇市场更加健康有序。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查处违法违规案件2547起,到2019年年底已经处置非法外汇保证金网站2455家。通过打击违法违规促进市场主体,增强合规经营意识,维护了外汇市场的良好秩序。

扩大开放效果显著

外汇市场的成熟稳健,与积极稳妥扩大开放密不可分。2019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接近1300亿美元,年末余额近6500亿美元;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866亿美元,净增持上市股票413亿美元;从占比看,目前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券、股票市场的持有比重在3%至4%左右,比2016年末外资持有比重都几乎翻了一倍。

“外资持续流入境内债券和股票市场,体现了我国金融市场稳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结果。近年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快,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如2019年国务院批准外汇局取消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证券市场更加便利。同时随着我国债券、股票逐步纳入国际主流指数,境外投资者配置境内人民币资产需求将不断上升,证券和股票项下资金流入也会继续增加。”王春英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2019年外汇收支保持了稳定的大趋势,外资也在持续流入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估值低、改革红利释放潜力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中国不断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从而为外资带来了更多投资机会与可能性。

未来仍将“稳”字当头

专家普遍认为,无论从跨境资金流动、还是从人民币国际化、抑或是从外汇储备变动等角度看,2020年外汇形势依然将保持“稳”字当头。

王春英表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空间相对比较大,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将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非常有效的支撑。

“从政策基本面来讲,深化改革开放的潜力和空间依旧很大,我国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效益。在2020年我国将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新的证券法也刚刚公布,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会进一步加快。从市场基本面来讲,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市场在配置外汇资源、平衡国际收支、增强宏观经济韧性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风险缓释能力明显提高。”王春英预计,2020年跨境资金流动会保持平稳运行、基本平衡的发展格局。

万喆分析,2020年国际收支依然将保持平衡、稳定的大格局。“中国经济整体保持了韧性,增加了外资的信心基础。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也在不断深化改革,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市场波动和不适应。因此,在中长期持续看好的同时,2020年也要妥善引导市场预期。”

聚焦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外汇市场韧性增强

银行结售汇顺差852亿美元、代客涉外收付款顺差834亿美元、企业利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规模同比增长29%……国家外汇管理局7月22日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上半年,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外部冲击和挑战,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增强,人民币汇率表现相对稳健,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展望下半年,中国外汇市场有望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跨境收支总体延续顺差格局

谈及上半年中国外汇收支情况,王春英在7月2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到5个特点:

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支总体延续顺差格局。上半年银行结售汇和涉外收支均呈现800多亿美元顺差,主要是货物贸易、直接投资等顺差规模较高。

售汇率小幅上升,企业跨境融资保持平稳。上半年,衡量购汇意愿的售汇率,即客户从银行买汇和客户涉外外汇支出比例是66%,比去年同期上升2个百分点。融资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企业等市场主体境内外汇贷款余额3510亿美元,与2021年末基本持平。

结汇率稳中有升,企业外汇存款余额基本稳定。上半年,衡量结汇意愿的结汇率,即客户向银行卖出外汇和客户涉外外汇收入之比是67%,较2021年同期上升0.4个百分点。截至今年6月末,企业等市场主体境内外汇存款余额是6951亿美元,和2021年末基本持平。

外汇衍生品交易规模保持增长,市场主体汇率风险管理意识稳步增强。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和期权等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规模同比增长29%,增长幅度显著高于同期结售汇增速,推动企业套保比例提升到26%,比去年全年水平提高了4.1个百分点,显示出市场主体汇率避险意识增强,适应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能力提高。

外汇储备规模基本稳定。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0713亿美元。今年以来,美元指数显著上涨,主要国家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外汇储备以美元计价,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共同作用,导致外汇储备账面价值变化。

外资仍会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美元汇率、利率较快上升,出现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态势。在此背景下,外资持有中国债券形势怎么看?

王春英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债券投资出现波动是正常现象,即便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国债市场,也经常出现被减持的情况。“国际比较看,中国波动情况远低于相当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从境外投资者的构成和持有的债券规模看,央行类机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始终占一半以上,其余还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追踪国际指数的配置性资金,稳定性比较高。”王春英说。

王春英介绍,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稳步开放,跨境交易更加便利,我国债券先后被纳入三大国际主流指数,国内债券市场影响力和吸引力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2021年末中国吸收跨境债券投资规模近8200亿美元,占新兴经济体吸收外部债券投资比例大概1/3。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跨境债券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这个格局没有因为最近的短期市场波动而改变。

“总的来看,中国债券既有分散化投资价值,也有实际资金配置需求,更有基本面支撑。”王春英说,当前,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3%左右,还有提升空间。长期来看,外资仍会稳步增持人民币债券。

继续支持企业管理汇率风险

今年以来,汇率风险管理成为不少企业关注的重点。王春英表示,外汇局积极支持企业管理汇率风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以中小微企业为重点,我们在降低汇率避险成本、提升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具体来看,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强化政府、银行和企业间合作,探索完善汇率避险成本分摊机制。5月,外汇局发布通知,推出两类期权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更好为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服务。7月,外汇局发布《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指引》,为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根据外汇局数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今年上半年企业利用远期和期权等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规模达到7558亿美元。新增汇率避险“首办户”企业近1.7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王春英表示,下一步,将继续释放汇率风险管理政策红利,打通政策落地存在的堵点,督促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企业汇率避险的主动性和专业化水平。支持具备条件的地方复制推广中小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成功实践,用好相关专项资金,把减费让利落到实处。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汇率风险中性意识,为企业建立行之有效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提供帮助。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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