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日本特约记者 真如 环球时报记者 杨沙沙】日本2023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跌至世界第四后，引发日本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及讨论。历史上，日本曾经连续32年保持世界GDP排名第二的位置，直到2010年被中国取代，又在第三名的位置上保持了13年，直到本次让位于德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强调，以美元换算的GDP受物价和汇率走势的影响很大。数据显示，近期日元兑美元汇率在150关口附近徘徊。这个回应一方面安抚了部分日本民众，另一方面也引发人们思考：汇率真的只是造成了GDP数字的变动吗？其背后蕴含的社会现象和内在逻辑是什么？它又怎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经济民生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呢？
被汇率“抢走”的烧肉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日前前往日本，亲身感受日元汇率下跌及广泛的通货膨胀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爱多曼烧肉店”位于日本东京赤坂，这家店有不少外国游客光顾。在那里，记者遇到了邻桌的日本顾客佐藤先生。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最喜欢的人气标准套餐的价格由1年前的1万日元涨价到了1.2万日元，但考虑到日元汇率的下跌，对于不少外国消费者来说，套餐价格反而降低了。以人民币为例，调整价格之前和之后去吃这个套餐的价格分别是646元人民币和573元人民币。而左右为难的餐馆老板则要做出一个以前不必做的定价选择：吸引游客还是保住熟客？而迫于同样因通货膨胀导致的经营成本上涨，老板选择了前者。愤怒的佐藤先生有种“自家好物需拱手让人”之感，他也不知道自己省下没吃的那些烧肉是被谁“抢走”了。
佐藤先生的愤怒并非个例。2022年日元汇率暴跌后，日本国内上演了“教科书式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从能源和食品开始，物价上涨蔓延至全社会。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已连续29个月同比上升。2023年日本核心CPI同比上升3.1%，是41年来的最高值，其中食品价格涨幅8.2%，一般快餐涨幅14.6%，家具及日用品涨幅7.9%。这些是比较核心的民生领域，而从物价上涨范围来看，2022年日本共有2.57万种商品涨价，该数字在2023年继续上涨到了3.24万种。这些都不仅仅是数字，而是切实影响到日本民众的生活。
在日本知名学者渡边努的新书《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的译者序中，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裴桂芬写道，日本的物价“异象”主要表现在急性通货膨胀和慢性通货紧缩交织在一起，这是在全世界独有的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的物价和工资均停止上升，形成消费者低价偏好和企业工资冻结的惯例。2021年8月的一份涉及日、美、加、英、德五国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针对“到经常购物的超市购买商品时，发现价格上涨了10%，你怎么办”的问题，日本消费者中回答“到其他超市购买”的占比达到57%，而其他国家仅为32%至40%，说明长期生活在价格不变国家的消费者低价偏好倾向突出。而2022年5月的新调查显示，回答“到其他超市购买”的日本消费者占比在9个月的时间内降至44%，日本人已逐渐意识到价格上涨即将成为常态。
然而，同期进行的劳动者调查则显示，九成以上日本劳动者的工资并没有发生变化。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2023年11月日本实际工资收入同比下降3.0%，连续20个月同比减少。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比重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在2023年第四季度环比下降0.2%，已经连续3个季度下降。日本东京商工调查所今年1月的报告显示，2023年日本企业破产8690家，比2022年增加35%，该增幅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值。
升值未必是好事，贬值未必是坏事
面对这些隐藏在汇率和物价背后的经济之难、民生之殇，不少人感到疑惑，日本为何任凭货币贬值呢？
其实，汇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货币发行国家的经济实力，而其变动主要由外汇市场决定。由于日元相对稳定的国债收益率和长期的货币“零利率”政策，日元被国际社会广泛当作“避险货币”，国际金融市场流通大量日元，其流通量常年位居全球前三。当日元汇率剧烈波动，日元就失去了“避险货币”的属性。当日元汇率下跌时，其他国家或者组织也逐渐放弃将其作为外汇储备货币，日元贬值的趋势也较难逆转。
此外，日本的债务问题也让该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日本财务省2月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日本政府债务总额为1286.452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该债务为日本2023年GDP总额的217.5%，负债率位列全球首位。加息意味着融资变难、抑制经济，可能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而不加息则意味着持续汇率低下、社会需求萎缩、民众福祉降低。截至目前，日本政府选择了后者。
事实上，这并不是日本民众第一次承受汇率剧变之苦。“只有少数日本人会记得日元汇率固定、日元不弱也不强的时代。”日本网（nippon.com）日前梳理日元汇率历史时报道称，1949年至1971年，日元汇率处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阶段，彼时美元兑日元汇率固定为1∶360。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和发展，固定汇率低估了日益变强的日元，使日本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竞争力，更促进了当时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
1971年8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将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并对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这一系列事件在日本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此后，固定汇率分次改变，最终被瓦解，日元于1973年进入浮动汇率时代。随着一些日本优势产业纷纷出海，日本贸易顺差开始增长，拉动日元汇率震荡升值。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同日本、德国贸易失衡严重，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于是美、日、德、法、英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同意美国的要求，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最终导致在3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汇率从1985年2月的1∶262变为1988年11月的1∶121，日元升值了约一倍。
为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经济衰退影响，日本政府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连续5次降息、一再进行大规模公共工程支出等。在此过程中，日本股票和土地价格飙升，带来所谓的“日本泡沫经济”。然而这个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初破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场金融危机。此后日本经济被认为陷入“失去的30年”。
从历史看当下，有经验的日本民众明白，日元升值未必是好事，日元贬值也未必全是坏事。
美元自身汇率不稳，也无法作为别国经济活动的度量衡
“日本的创伤至今仍然存在，”国际通货研究所名誉顾问、日本前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曾分析称，“日本政治家和商界人士至今仍然对日元升值过敏。”日本网也报道称：“（‘尼克松冲击’后的）日元升值可能是一个创伤性事件，日元升值恐惧症仍在日本根深蒂固，人们过度担心日元升值，从而容忍日元贬值。”
还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的金融政策保持日元在相对低值徘徊，是对日本出口行业的重大利好。据彭博社报道，日本今年1月出口同比增长11.9%，超过预期的9.5%，这为其经济提供了“急需的支持”。
不仅如此，日本的出口企业也在趁势扩大或调整其产业布局。今年1月，日本经济代表团访华，其中AGC株式会社执行董事表示，有意将其材料研发等业务放在中国。有业内人士分析称，其本质是有意将出口到中国的货物的生产地转移到中国。无独有偶，有相似情况的德国企业，也在将投放中国市场的产品转移到中国生产。这都是将外贸出口搬到稳定的外汇国家的举动，是经营者应对本国货币贬值的措施，也形成了汇率对经济影响的新形势。
由此可见，汇率下降和日元贬值一方面带来了输入性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出口繁荣、产业布局优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看待日本名义GDP排名在汇率影响下的变化呢？
世界金融历史学者、《货币战争》系列丛书作者宋鸿兵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是一种度量衡，它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可以衡量商品服务背后包含的劳动量。货币又分为国内货币和国际货币，被用于两个市场，在需要进行跨境贸易时就需要用第三种国际货币，比如美元作为计价方式。所以，日本名义GDP其实是用日元作为价值尺度衡量该国一年的产品和服务总量，这一数据与美元没有直接关系，如果用美元来评估该数据会产生混乱，因为美元汇率每天都在波动。在他看来，汇率是评估GDP数据中的一个“搞笑”的因素，尤其在美元自身汇率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更无法用它作为其他国家经济活动的度量衡。自上世纪70年代美元脱离金本位后，现在没有真正的价值尺度来评估各国的经济活动。
“武器化”正让美元失去“特权溢价”
彭博社报道称，二战结束以来，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持续近80年。而如今，美国越来越多使用货币应对地缘政治斗争，引发多国对美元“武器化”的强烈反对。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实施对俄经济制裁，其中包括冻结俄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及将俄主要银行从SWIFT国际结算系统中移除等手段。报道认为，这些措施促使许多国家和组织，如印度、韩国、巴西、东盟等开始探索在贸易中绕过美元，引发人们对美元未来主导地位的质疑。
对此，宋鸿兵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美国对别国发动贸易战、加征关税、采取制裁等措施，使全球市场组织变得松散或碎片化，其实都是在削弱美元的特权。美元的特权本就在于它把全球市场组织在一起，拥有很高的溢价。美国越是动用金融制裁特权，只考虑自身利益，不考虑全球利益，越会推动更多国家去寻找替代货币。这一趋势一旦形成，就意味着美元所谓的“特权溢价”会进一步下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会进一步降低，这是个自我加速的过程。现在我们看到还是较慢的速度，但到了量变引发质变的时候，市场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转折。宋鸿兵认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大概还需要15年左右，到时候美元很可能将不再是全球主导货币。
知名金融专家萨蒂亚吉特·达斯去年10月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文称：“货币战争今非昔比。”在他看来，随着大量企业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汇率走弱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正在减弱。此外，如果“去全球化”风险导致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的重要性会进一步降低。在当下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强调关税、制裁、资产扣押等直接干预手段也可能削弱汇率的作用。以上转变都反映出以特定货币价值作为标准的实际困难，汇率未来发挥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微妙。
宋鸿兵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前几次货币战争都发生在一个完整体系中，即美元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市场框架，属于局部矛盾。现在，这种局部矛盾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秩序本身受到了严重打击。俄乌冲突就是典型的例子，与以前不同货币在同一体系内彼此博弈不同，一种区域或内部矛盾目前已经变成了一个关系到美元秩序本身能否继续存在的根本性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