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对外开放

理性看待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

外汇储备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外经济发展成就的客观反映,是国际收支运行的实际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国际收支在波动中逐渐趋向基本平衡,外汇储备告别了高速增长阶段,外汇储备规模在一个时期内有所下降。对于外汇储备规模的变化,需要客观分析、理性看待、保持平常心。外汇管理部门要继续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发挥好外汇储备在服务实体经济和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外汇储备规模变化是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结果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汇储备规模在长期增长后出现了高位回调。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充足,规模仍处于合理区间。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球首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大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国民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顺差。这一时期,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从1992年初的217亿美元,攀升到2014年6月的历史峰值3.99万亿美元。根据统计,截至2017年3月末,全球外汇储备规模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日本、瑞士、沙特、台湾、香港、巴西、韩国、印度和俄罗斯。其中,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约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28%,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外汇储备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伴随着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从2000年初的1547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013年末的3.82万亿美元,年均增幅在26%以上。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来,伴随着国际资本开始从新兴经济体流出,我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份达到历史峰值后出现回落。

我国外汇储备十分充裕。一国持有多少外汇储备算是合理,国际上并没有公认的衡量标准。上世纪50至60年代,最广泛使用的外汇储备充足率指标是覆盖3至6个月的进口;后来,外汇储备功能需求拓展到防范债务偿付能力不足,广泛使用的充足率标准变成覆盖100%的短期债务。2011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合各国危机防范的资金需求,提出了外汇储备充足性的综合标准。外汇储备规模是一个连续变量,受多种因素影响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因此对其合理水平的衡量需要综合考虑一国的宏观经济条件、经济开放程度、利用外资和国际融资能力、经济金融体系的成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就我国而言,当前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我国外汇储备都是相当充裕的,能够满足国家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

二、外汇储备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当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在推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等对外开放新思想。外汇管理部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外开放新思想,积极创新完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和运用机制,在宏观政策调控、服务国家战略、维护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汇储备是我国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稳定器,外汇储备在维持国际支付能力、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流动性宽裕时,市场主体出售多余的外汇资金,推动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在全球流动性紧缩时,市场主体增持外汇资产、减少境外负债的行为,导致外汇储备规模下降。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了“蓄水池”作用,避免了跨境资金大进大出脱离经济基本面,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充裕的外汇储备也为我国成功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严重外部冲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外汇储备很好地服务了对外开放战略大局。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外汇管理部门紧紧围绕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高度,按照“依法合规、有偿使用、提高效益、有效监管”的原则,拓展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近年来,开辟、拓宽了包括委托贷款、股权注资等各类渠道,向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提供外汇资金,形成权责清晰、目标明确、层次丰富、产品多样的外汇储备运用机制,着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企业“走出去”、重点领域进出口等领域,切实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复苏步伐缓慢、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有利于中国与世界有机结合,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合理运用外汇储备实现了“藏汇于民”。近年来,面对市场主体的购汇需求和持汇意愿,外汇管理部门坚持深化外汇管理改革,不断释放政策红利,切实提升汇兑便利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外汇储备“藏汇于民”。从持有主体看,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外汇储备、中投公司、社保基金、金融机构和企业等多种形式的对外投资主体,外汇持有主体的多元化取得了显著进展。从2014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末,我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外汇储备下降约1万亿美元,居民对外净资产提高约0.9万亿美元,两者基本对应,这是“藏汇于民”的直接体现。从私人部门看,这一时期“藏汇于民”主要是用来满足境内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偿还外债、旅游和留学等用汇需求。从官方部门看,在央行资产方外汇储备下降的同时,负债方也会相应下降,“藏汇于民”并没有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复式平衡”。从横向比较看,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在对外资产中的占比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位于合理中游水平。从纵向比较看,截至2016年末,我国对外资产中民间部门持有占比首次过半,为2004年公布国际投资头寸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外汇储备资产占比为48%,比2009年末下降近20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对外经济金融交往正在从以官方部门对外投资为主,转为官方部门与民间部门对外投资并驾齐驱。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无意通过货币贬值提升竞争力,既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央行向市场提供外汇流动性,防止了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维护了市场稳定。中国努力在提高汇率灵活性和保持汇率稳定之间求得平衡的做法对国际社会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币汇率无序调整的负面溢出效应和主要货币的竞争性贬值。

三、用好外汇储备,服务改革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

改革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外汇管理部门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充分发挥外汇储备在开放型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外汇储备规模将在波动中逐步趋于稳定。经济金融变量从来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在周期中波动和发展的,外汇储备规模变动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虽然目前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但长远来看,我国经济金融基本面稳中向好,预计跨境资本流动将进一步向均衡收敛。首先,我国经济仍然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未来经济发展会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我国经济基本面仍将支持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国内对外债务去杠杆化进程基本完成,我国企业利用外债已在2016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第三,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在合理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我国经常账户在未来五年中将继续保持顺差,构成稳定的外汇供给。第四,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和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发展不断深化,人民币资产将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吸引境外投资者投资我国境内市场,金融账户的外汇供给将稳健提升。第五,国际金融市场上货币和资产价格盈亏互补的表现,加上我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布局,将会带来较好的分散化效果,从而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平稳。综合来看,未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在波动中逐步趋于稳定。

继续优化外汇储备稳定国际收支的重要功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外汇管理部门要按照宏观政策要稳的政策思路,全面做好稳增长各项工作,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经济金融环境下,外汇储备需要逐步回归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基本功能。这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保障宏观经济稳健运行的必然要求。

外汇储备管理和运用以服务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为己任。自觉把外汇储备管理和运用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谋划,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促进共同发展。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工作部署,按照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勇于担当,措施有力,统筹协调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将资金重点运用于保障“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战略领域,积极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不断提升我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水平。继续坚持安全、流动、保值、增值原则,对外汇储备进行审慎、规范、专业的投资运作,优化并动态调整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维护和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期货市场大扩容:企业套保热情待激发 看得见的落差

2019年,国内期货市场迎来快速扩容发展。

截至12月13日,今年以来期货市场上市新品种达14个,创历史新高;前10个月,期货投资交易全市场资金总量达5450亿元,较年初增长25.58%,同期期货全市场持仓量达到2100万手,双双创历史新高。

此外,期货市场国际化品种增加至4个;机构投资者方面,已有34只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进入中金所参与金融期货品种套保值,3只以商品期货为标的的ETF产品在时隔4年之后获批,等等。

“今年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与品种扩容如此迅猛,是这些年不曾见到的。”一位期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然而,相比欧美成熟期货市场,中国期货市场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ME)为例,国内期货市场无论在基础资产种类,还是期货期权交易工具数量方面,与CME依然存在较高落差。”该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比如CME基础资产种类达102个,中国整个期货市场仅64个;CME期货期权交易工具713个,中国只有70个。

他直言,落差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主要侧重大宗商品层面,在金融期货品种数量方面与CME落差巨大;二是在衍生品层次方面,中国侧重期货品种研发,在期权研发方面大幅落后CME——比如CME外汇期权期货与权益指数期货期权品种分别达90个与87个,但中国这个数字分别是零与4。中国金融期货品种的“匮乏”,也导致差距持续扩大。2017年美国期货市场持仓规模占GDP比重达142.26%,中国只有1.02%。

“这背后,是中美期货期权市场投资者结构截然不同。就客户结构而言,中国机构企业客户占比仅有3%,远低于美国逾80%的比重;就持仓结构而言,中国期货市场法人机构持仓占比仅有54%,同样低于美国现货商,互换交易商与资管机构约87%的占比。”他分析说。也因此,中国众多期货品种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定价话语权迟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近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透露,证监会已形成两年期改革创新发展方案,包括加快成熟品种的国际化,增强期货市场国际定价影响力;进一步加大品种供给,丰富衍生品工具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协助推动《期货法》早日出台等。

中企期货套保低迷探因

中美期货市场存在较大落差的一个直观缩影,就是利用期货期权衍生品规避风险的中国上市公司比重远低于美国,美国这一比重高达86.5%,中国仅有8.47%。

“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尚未建立期货套保操作的运作机制。”一国内大型期货公司经纪业务部门主管对记者说。此前他们拜访过国内数十家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发现多数上市公司董事会里缺乏了解期货套保知识的人士,因此根本没意识要求企业设立专门的期货套保部门,但美国几乎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都会要求管理层必须建立全面的期货套保制度。

原因是,美国很多上市公司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求融资时,后者首先会看企业是否通过期货期权套期保值操作锁定原材料采购、下游产品销售的价格风险与利润水准,再考虑是否给予相应融资支持。因为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历史数据发现,采取期货期权套期保值的企业利润波动幅度相对偏小,经营稳健性更高。

巧合的是,多数美国上市公司将利率风险视为最主要的风险敞口,比如标普1500指数里逾83%实体经济企业都会通过利率期货期权操作对冲融资利率波动风险,其次是外汇汇率,约有54%上市公司采取相应的期货期权套保措施;排在第三位的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约23%上市公司做了套期保值。

“在中国,协助企业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期货期权衍生品还比较匮乏。”上述主管直言,伤脑筋的是,即便他们努力整合各类金融期货期权品种,帮部分企业设计了一整套化解利率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操作方案,也会因“客观因素”被搁置。

这在不少地方国企相当明显。究其原因,地方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委派的会计事务所对期货套保操作原理并不了解,他们在对地方国企开展年度财务审计时,要么将期货套保操作视为“赌博”,要么单独查看期货头寸盈亏,而不是将它与现货持仓因价格波动产生的盈亏进行综合估算,准确判断企业套期保值操作得失。其结果是众多地方国企不愿“惹麻烦”,干脆叫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记者了解到,这是国内众多企业机构参与期货套期保值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当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逾50万家,但仅有约2万家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因此,在期货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中美同样存在不小差距。以棉花期货为例,去年国内棉花期货持仓量为122.31万吨/年,较国内消费量776.9万吨/年的占比仅有16%,而美国棉花期货持仓量为480.925万吨/年,较当年消费量64.883万吨/年的比重高达741%,这意味着美国大量棉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套期保值锁定交易成本与贸易收益,巩固经营利润。

上述期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国内产业机构参与期货套期保值比重不高,也导致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呈现不平衡局面——比如中国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高于美国,但持仓量、持仓额与成交额远低于美国。

多位有色金属加工制造企业财务部门主管也向记者指出,由于无法参与期货套保操作,他们只能采取传统现货贸易定价机制采购原材料,一是“基准价+浮动价”,二是长期合同协议定价。

“这两种定价机制存在很多问题,导致我们采购成本与经营压力居高不下,甚至时常遭遇交割违约状况。”其中一位主管向记者透露。这两种定价机制都未必能准确反映大宗商品原材料最新供需变化,导致交割环节矛盾不断,比如当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下游企业就会“怀疑”上游企业操纵基准价“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拒绝履行相关贸易协议。

所幸近年证监会积极引导越来越多企业机构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操作,推广基差贸易以逐步改变传统现货贸易模式。

所谓基差交易,即交易双方以“期货价格+基差”确定货物价格的贸易定价方式,由于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因此基差定价一方面更准确地反映当前大宗商品最新供需变化,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规避基差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目前,基差交易方式已在国内部分大宗商品交易环节得到不错的推广。”上述期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指出。在国内油脂油料行业里,约70%的豆粕与棕榈油、约40%的豆油现货交易都采取了基差交易方式,但相比CBOT与CME在农产品、有色金属领域早已全面推广基差定价贸易,中国依然“落后一拍”。

期货对外开放步伐仍需提速

从国内期货市场发展迅猛到中国提升大宗商品国际贸易领域定价话语权,同样存在着一定滞后效应。

此前法国兴业银行选取了16个商品期货品种,对比同品种、同时期在中国与西方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波动相似性,最终得出三大结论:一是在192个月度数据里,仅有144个月度两者价格涨跌方向一致;二是白银是唯一内外盘价格方向一致的品种,而玉米、油菜籽与豆油的内外价格联动性最弱;三是中国商品期货月回报(损失)率超过10%的月份达到32次,其中只有10次与西方期货交易所保持同步。

“这意味着中国期货市场与外盘的联动性较弱,换言之,中国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并不高。”对冲基金Axiom金属板块分析师Gordon Johnson向记者分析说。

究其原因,是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限,  这促使今年以来国内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明显提速。

记者多方了解到,在原油、PTA、铁矿石和20号胶等品种先后对外开放引入境外投资者后,相关部门正计划推进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国际化”。对已国际化的期货品种,各期货交易所需加大国际市场推介力度,提升市场运行质量,降低交易成本。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与郑州商品交易所都在积极推进棕榈油、黄大豆1号、线型低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甲醇等特定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

但Gordon Johnson直言,尽管开放力度加大,中国构建的独特风控体系可能会制约海外投资机构参与热情:一是中国对参与者要求开仓前资金校验,不允许保证金透支交易,美国期货经纪商则可以自动设定客户风险敞口上限,允许保证金透支交易;二是中国在限仓制度设计方面,对所有品种都限仓,且采取限制会员持仓与限制客户持仓相结合的做法,美国期货公司经纪业务下的客户持仓则一般不合并限仓,且限仓只要针对客户净持仓,不针对整体持仓量;三是今年以来中国持续落实穿透式监管,要求客户身份识别并建立交易行为分析体系,美国期货交易所则允许客户采取名义账户进行交易,以“保护”自身交易策略。

“尤其穿透式监管制度,让部分海外投资机构感到不适应,因此放缓了投资境内期货市场的步伐。”他指出。

一位了解中国期货监管动向的国内期货公司高管对此表示,相关部门之所以在期货交易市场引入穿透式监管制度,主要目的是有效遏制个别机构个人通过控制大量关联账户“操纵”期货价格牟利的现象。此外,穿透式监管不是在海外投资机构交易系统里“强行”加入软件,以便调取他们的账户(包括关联账户)资料、实控人以及账户交易状况等所有数据;海外投资机构完全可以在交易系统里自行安装相关软件,按照中国相关穿透式监管要求自主申报相关账户信息资料。

“在了解到穿透式监管不是强行调取账户所有资料信息数据后,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纷纷打消了顾虑。”他透露。下半年以来,海外投资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投资的步伐悄然提速。截至今年11月底,境外客户开户数量达到原油期货上市初期的约5倍,成交量与持仓量占比分别达到约15%与20%;近日巴西淡水河谷则与山东莱钢永锋国贸等境内机构签订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价格为基准的基差贸易合同。

上述高管坦言,要吸引海外大型大宗商品开采生产商参与境内期货套保操作与基差交易的难度并不小——即便在欧美成熟期货市场,他们都很少参与套保操作或基差交易,原因是本身开采生产成本较低,市场价格波动不大会冲击经营利润。且相比贸易利润高低,他们更看中市场占有率增减,即便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也愿意低价销售,以薄利换取更高市场占有率。不过一旦他们进入境内期货市场参与套保操作交易,就会将境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影响力传递到全球整条产业链,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定价话语权。

“除了持续推进创新与对外开放,境内外期货交易所开展密切合作,也是推进国际定价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其中包括与境外交易所开展互联互通、结算价授权等,以及引入境外商品指数为标的衍生品,支持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追踪境内大宗商品指数或特定期货品种价格波动的ETF产品等。”一位国内期货交易所人士向记者指出。

另外,还得扶持一批实力强劲的期货经纪等中介机构。

“事实上,美国期货市场之所以发展成熟并对众多大宗商品拥有极大定价话语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行券商机构不但能向产业链不同参与者提供撮合交易、套保方案个性化设计、风险防范教育培训等服务,还能作为大宗商品做市商盘活大宗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流动性,牢牢掌握市场最新供需关系动向,给予企业与金融机构最精准及时的交易报价与套保策略,帮助他们化解各类价格波动风险。但在中国,期货经纪等中介机构实力仍比较薄弱。”某期货公司负责人坦言。

期货市场大扩容:企业套保热情待激发 看得见的落差

期权市场期货市场_期货市场品种扩容趋势_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

2019年,国内期货市场迎来快速扩容发展。

截至12月13日,今年以来期货市场上市新品种达14个,创历史新高;前10个月,期货投资交易全市场资金总量达5450亿元,较年初增长25.58%,同期期货全市场持仓量达到2100万手,双双创历史新高。

此外,期货市场国际化品种增加至4个;机构投资者方面,已有34只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进入中金所参与金融期货品种套保值,3只以商品期货为标的的ETF产品在时隔4年之后获批,等等。

“今年期货市场对外开放与品种扩容如此迅猛,是这些年不曾见到的。”一位期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坦言。

然而,相比欧美成熟期货市场,中国期货市场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ME)为例,国内期货市场无论在基础资产种类,还是期货期权交易工具数量方面,与CME依然存在较高落差。”该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比如CME基础资产种类达102个,中国整个期货市场仅64个;CME期货期权交易工具713个,中国只有70个。

他直言,落差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中国期货市场交易品种主要侧重大宗商品层面,在金融期货品种数量方面与CME落差巨大;二是在衍生品层次方面,中国侧重期货品种研发,在期权研发方面大幅落后CME——比如CME外汇期权期货与权益指数期货期权品种分别达90个与87个,但中国这个数字分别是零与4。中国金融期货品种的“匮乏”,也导致差距持续扩大。2017年美国期货市场持仓规模占GDP比重达142.26%,中国只有1.02%。

“这背后,是中美期货期权市场投资者结构截然不同。就客户结构而言,中国机构企业客户占比仅有3%,远低于美国逾80%的比重;就持仓结构而言,中国期货市场法人机构持仓占比仅有54%,同样低于美国现货商,互换交易商与资管机构约87%的占比。”他分析说。也因此,中国众多期货品种在全球贸易体系的定价话语权迟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近日,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透露,证监会已形成两年期改革创新发展方案,包括加快成熟品种的国际化,增强期货市场国际定价影响力;进一步加大品种供给,丰富衍生品工具体系;提升监管能力,协助推动《期货法》早日出台等。

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_期权市场期货市场_期货市场品种扩容趋势

当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逾50万家,但仅有约2万家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宋文辉图

中企期货套保低迷探因

中美期货市场存在较大落差的一个直观缩影,就是利用期货期权衍生品规避风险的中国上市公司比重远低于美国,美国这一比重高达86.5%,中国仅有8.47%。

“中国很多上市公司尚未建立期货套保操作的运作机制。”一国内大型期货公司经纪业务部门主管对记者说。此前他们拜访过国内数十家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发现多数上市公司董事会里缺乏了解期货套保知识的人士,因此根本没意识要求企业设立专门的期货套保部门,但美国几乎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都会要求管理层必须建立全面的期货套保制度。

原因是,美国很多上市公司在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寻求融资时,后者首先会看企业是否通过期货期权套期保值操作锁定原材料采购、下游产品销售的价格风险与利润水准,再考虑是否给予相应融资支持。因为这些金融机构通过历史数据发现,采取期货期权套期保值的企业利润波动幅度相对偏小,经营稳健性更高。

巧合的是,多数美国上市公司将利率风险视为最主要的风险敞口,比如标普1500指数里逾83%实体经济企业都会通过利率期货期权操作对冲融资利率波动风险,其次是外汇汇率,约有54%上市公司采取相应的期货期权套保措施;排在第三位的是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约23%上市公司做了套期保值。

“在中国,协助企业规避利率风险的金融期货期权衍生品还比较匮乏。”上述主管直言,伤脑筋的是,即便他们努力整合各类金融期货期权品种,帮部分企业设计了一整套化解利率风险的金融衍生品操作方案,也会因“客观因素”被搁置。

这在不少地方国企相当明显。究其原因,地方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委派的会计事务所对期货套保操作原理并不了解,他们在对地方国企开展年度财务审计时,要么将期货套保操作视为“赌博”,要么单独查看期货头寸盈亏,而不是将它与现货持仓因价格波动产生的盈亏进行综合估算,准确判断企业套期保值操作得失。其结果是众多地方国企不愿“惹麻烦”,干脆叫停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记者了解到,这是国内众多企业机构参与期货套期保值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当前中国规模以上企业逾50万家,但仅有约2万家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

因此,在期货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中美同样存在不小差距。以棉花期货为例,去年国内棉花期货持仓量为122.31万吨/年,较国内消费量776.9万吨/年的占比仅有16%,而美国棉花期货持仓量为480.925万吨/年,较当年消费量64.883万吨/年的比重高达741%,这意味着美国大量棉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过套期保值锁定交易成本与贸易收益,巩固经营利润。

上述期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国内产业机构参与期货套期保值比重不高,也导致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呈现不平衡局面——比如中国商品期货市场成交量高于美国,但持仓量、持仓额与成交额远低于美国。

多位有色金属加工制造企业财务部门主管也向记者指出,由于无法参与期货套保操作,他们只能采取传统现货贸易定价机制采购原材料,一是“基准价+浮动价”,二是长期合同协议定价。

“这两种定价机制存在很多问题,导致我们采购成本与经营压力居高不下,甚至时常遭遇交割违约状况。”其中一位主管向记者透露。这两种定价机制都未必能准确反映大宗商品原材料最新供需变化,导致交割环节矛盾不断,比如当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下游企业就会“怀疑”上游企业操纵基准价“抬高”大宗商品价格,拒绝履行相关贸易协议。

所幸近年证监会积极引导越来越多企业机构参与期货市场套期保值操作,推广基差贸易以逐步改变传统现货贸易模式。

所谓基差交易,即交易双方以“期货价格+基差”确定货物价格的贸易定价方式,由于期货市场具有价格发现功能,因此基差定价一方面更准确地反映当前大宗商品最新供需变化,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规避基差价格大幅波动风险。

“目前,基差交易方式已在国内部分大宗商品交易环节得到不错的推广。”上述期货公司负责人向记者指出。在国内油脂油料行业里,约70%的豆粕与棕榈油、约40%的豆油现货交易都采取了基差交易方式,但相比CBOT与CME在农产品、有色金属领域早已全面推广基差定价贸易,中国依然“落后一拍”。

期货对外开放步伐仍需提速

从国内期货市场发展迅猛到中国提升大宗商品国际贸易领域定价话语权,同样存在着一定滞后效应。

此前法国兴业银行选取了16个商品期货品种,对比同品种、同时期在中国与西方期货交易所的价格波动相似性,最终得出三大结论:一是在192个月度数据里,仅有144个月度两者价格涨跌方向一致;二是白银是唯一内外盘价格方向一致的品种,而玉米、油菜籽与豆油的内外价格联动性最弱;三是中国商品期货月回报(损失)率超过10%的月份达到32次,其中只有10次与西方期货交易所保持同步。

“这意味着中国期货市场与外盘的联动性较弱,换言之,中国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并不高。”对冲基金Axiom金属板块分析师 Gordon Johnson 向记者分析说。

究其原因,是中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有限,这促使今年以来国内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明显提速。

记者多方了解到,在原油、PTA、铁矿石和20号胶等品种先后对外开放引入境外投资者后,相关部门正计划推进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国际化”。对已国际化的期货品种,各期货交易所需加大国际市场推介力度,提升市场运行质量,降低交易成本。目前,大连商品交易所与郑州商品交易所都在积极推进棕榈油、黄大豆1号、线型低密度聚乙烯、聚丙烯、甲醇等特定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

但Gordon Johnson直言,尽管开放力度加大,中国构建的独特风控体系可能会制约海外投资机构参与热情:一是中国对参与者要求开仓前资金校验,不允许保证金透支交易,美国期货经纪商则可以自动设定客户风险敞口上限,允许保证金透支交易;二是中国在限仓制度设计方面,对所有品种都限仓,且采取限制会员持仓与限制客户持仓相结合的做法,美国期货公司经纪业务下的客户持仓则一般不合并限仓,且限仓只要针对客户净持仓,不针对整体持仓量;三是今年以来中国持续落实穿透式监管,要求客户身份识别并建立交易行为分析体系,美国期货交易所则允许客户采取名义账户进行交易,以“保护”自身交易策略。

“尤其穿透式监管制度,让部分海外投资机构感到不适应,因此放缓了投资境内期货市场的步伐。”他指出。

一位了解中国期货监管动向的国内期货公司高管对此表示,相关部门之所以在期货交易市场引入穿透式监管制度,主要目的是有效遏制个别机构个人通过控制大量关联账户“操纵”期货价格牟利的现象。此外,穿透式监管不是在海外投资机构交易系统里“强行”加入软件,以便调取他们的账户(包括关联账户)资料、实控人以及账户交易状况等所有数据;海外投资机构完全可以在交易系统里自行安装相关软件,按照中国相关穿透式监管要求自主申报相关账户信息资料。

“在了解到穿透式监管不是强行调取账户所有资料信息数据后,越来越多海外投资机构纷纷打消了顾虑。”他透露。下半年以来,海外投资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投资的步伐悄然提速。截至今年11月底,境外客户开户数量达到原油期货上市初期的约 5 倍,成交量与持仓量占比分别达到约15%与20%;近日巴西淡水河谷则与山东莱钢永锋国贸等境内机构签订以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价格为基准的基差贸易合同。

上述高管坦言,要吸引海外大型大宗商品开采生产商参与境内期货套保操作与基差交易的难度并不小——即便在欧美成熟期货市场,他们都很少参与套保操作或基差交易,原因是本身开采生产成本较低,市场价格波动不大会冲击经营利润。且相比贸易利润高低,他们更看中市场占有率增减,即便大宗商品价格走低,也愿意低价销售,以薄利换取更高市场占有率。不过一旦他们进入境内期货市场参与套保操作交易,就会将境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影响力传递到全球整条产业链,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定价话语权。

“除了持续推进创新与对外开放,境内外期货交易所开展密切合作,也是推进国际定价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其中包括与境外交易所开展互联互通、结算价授权等,以及引入境外商品指数为标的衍生品,支持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追踪境内大宗商品指数或特定期货品种价格波动的ETF产品等。”一位国内期货交易所人士向记者指出。

另外,还得扶持一批实力强劲的期货经纪等中介机构。

“事实上,美国期货市场之所以发展成熟并对众多大宗商品拥有极大定价话语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投行券商机构不但能向产业链不同参与者提供撮合交易、套保方案个性化设计、风险防范教育培训等服务,还能作为大宗商品做市商盘活大宗商品与金融衍生品交易流动性,牢牢掌握市场最新供需关系动向,给予企业与金融机构最精准及时的交易报价与套保策略,帮助他们化解各类价格波动风险。但在中国,期货经纪等中介机构实力仍比较薄弱。”某期货公司负责人坦言。 (编辑:周鹏峰)

中国外汇市场“气质”更成熟(锐财经)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的2019年外汇收支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结汇12.76万亿元,售汇13.15万亿元,结售汇逆差3843亿元;银行代客涉外收入24.98万亿元,对外付款24.81万亿元,涉外收付款顺差1644亿元。截至2019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1079亿美元,较当年初增加352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的背景下,中国实现了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展现出更加成熟的气质。这不仅得益于平稳有序的开放措施与制度建设,更是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坚韧表现。

外汇市场呈现四大特征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介绍,2019年外汇市场形势呈现出“稳定、平衡、理性、有序”四大特征:

“稳定”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上保持基本稳定。2019年境内和境外人民币兑美元的交易价CNY和CNH,分别小幅贬值1.4%和1.3%,幅度非常小。同时期,美元指数上涨0.2%。EM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2%。从对比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全球非美货币中的走势表现是总体稳定的。

“平衡”主要是指外汇市场供求呈现基本平衡。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结售汇的月度逆差平均是47亿美元,这个规模和2018年基本持平,处于基本平衡状态。非银行部门的跨境收支累计呈现小幅顺差,外汇储备余额稳中有升。

“理性”体现为外汇市场主体的跨境投融资和结售汇行为更加理性。2019年1-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244亿美元,同比上升2.6%。境外投资者继续增持境内人民币资产。外汇局统计显示,2019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866亿美元,净增持上市股票413亿美元,合计达到了1280亿美元。此外,2019年个人净购汇同比减少20%,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都更加理性。

“有序”主要是指外汇市场更加健康有序。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行为,查处违法违规案件2547起,到2019年年底已经处置非法外汇保证金网站2455家。通过打击违法违规促进市场主体,增强合规经营意识,维护了外汇市场的良好秩序。

扩大开放效果显著

外汇市场的成熟稳健,与积极稳妥扩大开放密不可分。2019年,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和股票接近1300亿美元,年末余额近6500亿美元;境外投资者净增持境内债券866亿美元,净增持上市股票413亿美元;从占比看,目前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债券、股票市场的持有比重在3%至4%左右,比2016年末外资持有比重都几乎翻了一倍。

“外资持续流入境内债券和股票市场,体现了我国金融市场稳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结果。近年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步伐加快,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相继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如2019年国务院批准外汇局取消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证券市场更加便利。同时随着我国债券、股票逐步纳入国际主流指数,境外投资者配置境内人民币资产需求将不断上升,证券和股票项下资金流入也会继续增加。”王春英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说,2019年外汇收支保持了稳定的大趋势,外资也在持续流入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估值低、改革红利释放潜力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中国不断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从而为外资带来了更多投资机会与可能性。

未来仍将“稳”字当头

专家普遍认为,无论从跨境资金流动、还是从人民币国际化、抑或是从外汇储备变动等角度看,2020年外汇形势依然将保持“稳”字当头。

王春英表示,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和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同时,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空间相对比较大,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将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非常有效的支撑。

“从政策基本面来讲,深化改革开放的潜力和空间依旧很大,我国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效益。在2020年我国将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新的证券法也刚刚公布,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会进一步加快。从市场基本面来讲,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市场在配置外汇资源、平衡国际收支、增强宏观经济韧性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风险缓释能力明显提高。”王春英预计,2020年跨境资金流动会保持平稳运行、基本平衡的发展格局。

万喆分析,2020年国际收支依然将保持平衡、稳定的大格局。“中国经济整体保持了韧性,增加了外资的信心基础。与此同时,金融市场也在不断深化改革,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市场波动和不适应。因此,在中长期持续看好的同时,2020年也要妥善引导市场预期。”

郑商所王晓明:三方面为机构投资者营造良好市场氛围

中证网讯(记者 林倩)11月12日,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主办的以“立足本源、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届期货机构投资者年会在上海举行。郑州商品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晓明在致辞中表示,郑商所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进一步推动期货市场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机构投资者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一是要持续加大产品供给。二是要加强市场服务。三是要不断深化对外开放

他说,随着我国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不断深入,大宗商品的投资价值进一步显现,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开始把期货投资纳入到资产配置中来,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期货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期货公司代理机构投资者资金量约4850亿元,较年初增长65%。从市场结构来看,机构投资者保证金占比超过60%,持仓量占比超过50%,已经成为市场的中坚力量。

为适应机构投资者快速增长的趋势,推动投资机构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王晓明指出,郑商所在服务机构投资者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增加品种供给,完善品种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品种和策略组合。目前,郑商所已上市22个期货品种和棉花期权等6个期权工具,包括1个国际化品种,范围覆盖粮、棉、油、糖、果等涉农产业以及能源、化工、纺织、冶金、建材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初步形成了兼有期货期权,场内场外协同,从境内向境外拓展的新格局。

二是改善市场流动性,提升机构投资者参与空间。今年1月-10月份,郑商所期货累计成交量12.6亿手,占全国市场的26.48%。期货市场规模的扩大,为投资者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流动性。另据统计,2020年1-10月,郑商所期货参与交易客户数79.64万个,其中法人参与交易客户数1.29万个,同比增加15.57%,法人客户成交量占比32.49%,同比提高4.84个百分点,部分品种市场结构接近发达国家成熟期货市场水平。

三是加大力度为机构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期货生态。今年以来修订了棉花、苹果、晚籼稻、铁合金期货和棉花期权等合约规则;在菜油、玻璃、硅铁、锰硅、动力煤期权等5个期货期权品种上引入了做市商,目前,郑商所已有12个期货品种和全部6个期权引入了做市商制度;综合业务平台增加了尿素、硅铁、锰硅、红枣仓单交易业务。

四是建立“稳企安农护航实体”市场服务品牌,大力开展机构投资者市场活动。今年以来,共支持举办线上市场活动约2300场,累计在线观看人数逾166万人次;为满足机构投资者和企业风险管理需要,郑商所主动策划,先后与湖北、北京、浙江等6地证监局合作开展“稳企安农,护航实体”大宗商品风险管理论坛;为推动产投对接,策划机构投资者产业“云”调研7场,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形式进行,将调研情况制作成视频短片,通过10余家平台同步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达15万余人次。

五是持续推进国际化,助力期货市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甲醇期货、PTA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研究推动进口菜粕纳入交割范围,研究进口棉花纳入交割的可行性;开展参考数据业务,回应境外机构、客户关于参考数据的诉求;大力推进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结算价授权合作;筹备新加坡设立代表处,进一步加强与境外机构和投资者的联系,同时积极推动QFII和RQFII参与郑商所品种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