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攀升。
2月26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升破6.83关口，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一度升至6.8310，逼近6.83关口，创下2023年4月以来的新高。对于众多以美元结算的出口企业而言，这意味着结汇时的人民币收入正在发生变化，对外贸企业的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外贸行业正从单纯依赖差价获利，转向更加注重专业能力和风险管理的精细化运营新阶段。
产业格局之变：高端制造“价值跃迁”
与高端制造业的从容“脱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低端传统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人民币持续升值，对不同行业、不同附加值的出口企业而言，影响正呈现出日益显著的分化态势。
中国企业联合会资委会委员、高级经济师董鹏对中国工业报指出，当前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本质上是在加速行业分化。他形象地比喻道：“升值是一面‘放大镜’，清晰照出了不同行业的真实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董鹏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高端制造业展现出较强的“技术护城河”效应。其产品凭借高附加值、低价格弹性以及技术不可替代性等优势，使得海外客户对价格变动的敏感度相对较低。这类企业不仅能通过合同条款提前锁定汇率，还可借助海外设厂、扩大本币结算范围等方式，有效平滑升值带来的冲击。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在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从三个维度给出了专业解读。他认为，高端制造业对汇率风险的吸收能力较强，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相对有限。
首先，成本端可能直接受益。对于依赖进口高端设备、原材料的行业（如航空航天、集成电路、精密制造），人民币升值直接降低了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这部分红利可以转化为企业利润。
其次，核心竞争力增强议价能力。高端制造企业的产品通常具有技术壁垒和品牌溢价，其需求弹性相对较低。即使人民币升值，国外买家也更倾向于购买这些“不可替代”的产品。部分企业甚至利用升值趋势适度上调报价，在进一步压缩对方议价空间的同时，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
再者，创新与技术驱动对冲风险。随着产业政策的持续推进，高端制造企业正通过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来主动对冲汇率风险。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13.2%，明显高于整体出口增速。这充分说明，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对汇率波动的“脱敏”能力更强，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也更足。
与高端制造业的从容“脱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低端传统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张林指出，这类企业承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利润端的直接挤压。对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行业（如普通纺织品、低端钢材、日化用品），其核心竞争力长期建立在价格优势之上。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同样金额的美元订单，在结汇时能兑换的人民币减少，企业微薄的利润被进一步摊薄。
二是进退两难的报价困境。企业可能会面临一种“零和博弈”：若坚持原有报价以维持利润，客户很可能因价格上涨而转向其他供应商；若为留住客户而压低报价，则订单本身的利润就会被侵蚀。
三是市场份额的被迫流失。低端产品缺乏品牌溢价，海外买家对汇率波动极为敏感。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这些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促使部分出口业务优化调整市场布局，或加速开拓内需潜力。
出口韧性之源：从“价格驱动”迈向“价值驱动”
中国出口对人民币升值的“脱敏”，并非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否定，而是出口竞争力的内核已发生深刻转变——正从“价格驱动”稳步转向“价值驱动”。
海关总署1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5.47万亿元，同比增长3.8%，自2017年起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出口26.99万亿元，增长6.1%；进口18.48万亿元，增长0.5%，贸易顺差8.51万亿元。
在岸人民币汇率逼近6.83关口，为何中国出口依然保持强劲增长？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本币升值抑制出口”的逻辑，似乎在当下的中国外贸图景中失效了。
张林表示，近年来中国出口不仅对汇率呈现出“脱敏”特征，对于海外关税等外部干扰因素的抵御能力也在显著增强。他将其归结为四个层面的深刻变化：
一是出口产品结构实现了从“低价竞争”向“技术竞争”的跃升。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品（如电子产品、航空零部件、汽车制造等）在出口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属于“硬通货”，具有明显的不可替代性和需求刚性。即使人民币升值，海外买家出于品质和供应链稳定的考虑，依然倾向于选择中国制造。
二是实际有效汇率并未同步上升。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在升值，但由于美国通胀水平较高，导致其货币购买力下降，综合考虑物价因素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并未大幅走高。这意味着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格并未变得更贵，反而因质量和技术提升，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三是企业汇率避险能力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出口企业开始运用远期合约、期权等金融工具主动管理汇率风险，而非被动承受市场波动。这种“前置锁汇”策略有效降低了汇率变动对企业利润的直接冲击，使企业经营预期更加稳定。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天然避险通道。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持续上升，美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正在被逐步削弱。对于使用人民币直接结算的企业而言，汇率波动的风险在结算环节就被天然规避掉了。
董鹏则从更深层次剖析了“脱敏”现象的本质。他认为，中国出口对人民币升值的“脱敏”，并非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否定，而是出口竞争力的内核已发生深刻转变——正从“价格驱动”稳步转向“价值驱动”。
从产业链层面看，中国制造的“不可替代性”显著增强。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配套、高效的物流体系、稳定的产能供给，成为许多跨国企业难以绕开的合作选择。即便人民币升值，海外客户仍愿意为“中国效率”和“中国速度”支付合理溢价。
从贸易方式层面看，加工贸易占比稳步下降、一般贸易占比持续上升，叠加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企业通过多元化布局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的汇率风险。出口的韧性，正在被重新定义。
政策护航稳预期：企业风险管理需更加“精细化”
政策为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企业自身的运用能力。
就在人民币汇率升破6.83关口，央行迅速出手。2月27日，央行宣布自2026年3月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至0。
知名商业顾问，企业战略与宏观经济领域专家霍虹屹告诉中国工业报，这一政策调整传递的核心信号是“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降低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既不希望人民币过快升值冲击出口，也通过取消远期售汇业务的资金占用成本，鼓励企业主动运用金融工具管理汇率风险，体现了政策“精准支持实体、稳定市场预期”的导向。
张林进一步解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可以理解为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门槛”。当这一比例从20%降至0，意味着银行在开展相关业务时不再需要锁定额外的资本金，这直接降低了银行的业务成本，并最终传导至企业端——企业使用远期合约锁汇的费用将显著下降，外汇避险工具变得更加“普惠”和“低价”，从而激励更多市场主体主动运用金融工具锁定成本、管理风险。
回顾该工具的历次调整，其“逆周期调节”的属性清晰可见。上一次调整是在2022年9月，彼时人民币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央行果断将其从0上调至20%，以稳定市场预期。如今，在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市场情绪敏感的节点将其调回0，体现了央行一贯的政策思路：既不追求单边汇率，也不放任预期自我强化，而是通过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引导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双向波动。
政策为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真正的考验在于企业自身的运用能力。
尽管部分企业已经意识到分批结汇、择机操作的重要性，但对于更复杂的远期锁汇等衍生品工具，大量中小微企业仍面临多重障碍。董鹏将当前企业汇率管理的普遍问题概括为“三个错位”：一是认知错位，不少企业仍将汇率避险等同于“赌汇率方向”，而非“锁定经营成本”，导致操作时机出现偏差；二是能力错位，中小企业缺乏专业汇率管理团队，往往简单套用大企业的避险模式，反而放大了自身风险；三是工具错位，部分企业过度依赖单一衍生品，未能结合自身业务特点构建多元化组合避险策略。
对此，张林建议，企业在运用金融衍生品时应始终坚持“风险中性”原则，即以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作为核心目标，而非博取汇率差价。同时，必须完善内部审批流程和风险管理制度。
董鹏强调，央行此次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释放的是“稳预期、促双向波动”的明确信号，体现了尊重市场规律与坚守底线思维的有机统一。但政策只能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无法替代企业自身的专业能力建设。汇率风险管理，本质上是专业能力的比拼。
未来，企业应加快从“被动适应汇率波动”向“主动管理汇率风险”转变，将汇率风险管理深度融入整体经营战略。随着企业意识与能力的同步升级，中国外贸必将在更具弹性和韧性的轨道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