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地缘政治风险

说好的原油过剩成空谈，特朗普对伊喊话叠加美元走弱引爆油价，地缘博弈与供应紧张共振，油价逆袭背后暗藏博弈

就在全世界都觉得原油多得用不完、价格该往下走的时候，国际油价却上演了一出“逆袭”大戏。 这个周三，美国WTI原油价格冲到了每桶63.52美元，布伦特原油也涨到了68.53美元，双双创下了去年9月底以来的最高纪录。 要知道，整个1月份，油价已经悄悄涨了超过10%。

这波上涨来得有点突然，因为市场上大多数人之前还在讨论供应过剩。 但有两股力量硬生生把油价推了上去：一个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对伊朗的“喊话”，另一个是美元变得“不那么值钱了”。

当地时间1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真实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消息，内容相当吸引眼球。 他说：“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正驶向伊朗，行动迅速。 ”他希望通过这个举动，能让伊朗“回到谈判桌前”，谈一个“公平合理、没有核武器、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 他还特别强调，这支舰队“规模比之前派往委内瑞拉的还要大”，并且警告说“下次对伊朗的打击将更加猛烈”。

这条帖子一发，原油市场的交易员们立刻有了反应。 油价应声加速上涨，在美股开盘前就冲到了当天的高点。 特朗普的言论直接给市场注入了“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也就是大家担心万一美伊冲突升级，中东的原油供应可能会出问题。 伊朗是全球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第四大产油国，它家门口的霍尔木兹海峡更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

伊朗方面很快做出了回应。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说，他们准备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但也警告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捍卫自身并回应”美国的侵略。 这番表态后，油价的涨幅稍微收窄了一些，但到美股早盘时，两大基准油价的日内涨幅仍然接近1%，稳稳地保持在四个月高位附近。

除了口水战，实际的军事调动也在进行。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月26日就发布消息，称“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正部署到中东”。 有美国官员对媒体透露，这支航母编队已经抵达中东，增强了特朗普“保护美军或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 甚至有美媒分析称，如果白宫下令，该航母打击群在“一两天内”就能发起行动。

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紧张了起来。 伊朗和卡塔尔的外长紧急沟通，强调需要外交努力来缓和局势。 沙特王储则明确表示，该国领土不会被用来对伊朗采取行动。 这些动态都让原油交易员们神经紧绷。

推动油价上涨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元走弱。美元指数当时在一篮子货币面前，徘徊在四年来的低点附近。 这对于全球买家来说是个重要变化，因为国际原油是用美元来计价的。美元变“便宜”，意味着用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来买油，就显得更划算了，这自然刺激了购买需求。

虽然美国财长贝森特后来出来表态，说美国继续实施“强势美元”政策，并否认干预外汇市场，这让美元短暂反弹了一下，但并没能把油价的上涨势头压下去。金融层面的支撑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全球原油供应端自己却出了些“幺蛾子”。 一场大规模的冬季风暴席卷美国，严重影响了墨西哥湾沿岸的原油生产和出口。 根据船舶追踪服务商Vortexa的数据，该地区港口的原油出口量在1月26日那个周日一度降到了零，直到周一才开始慢慢恢复。 美国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国，这种突发性的供应中断直接影响了市场情绪。

麻烦还不止在美国。OPEC+成员国哈萨克斯坦的原油供应也出了问题。 该国重要的Tengiz油田产量中断，虽然政府希望一周内恢复，但业内人士认为需要更长时间。 屋漏偏逢连夜雨，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约80%石油出口的CPC管道，因为一个系泊点遭到无人机袭击而需要进行维护，虽然目前已经恢复装载能力，但这一连串事件无疑加剧了市场对短期供应紧张的担忧。

这些实实在在的供应中断，反映在了原油市场的价格结构上。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近月价差”。 这个周三，布伦特原油的近月合约价格比远月合约价格高出超过1美元，这种结构被称为“现货溢价”。当市场出现现货溢价时，通常表明交易者认为近期现货供应比较紧张，愿意为立刻能拿到手的石油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看涨信号。

市场的情绪确实在转变。 渣打银行的分析师团队，包括Emily Ashford在内，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市场情绪似乎正逐渐转向更加积极，因为2025年下半年如此普遍的看跌供应过剩叙事正在减弱。 ” 他们预计市场的波动性将会上升。

从期权市场的交易也能看出端倪。看涨期权（押注油价上涨）的成本相对于看跌期权（押注油价下跌）继续保持在高位。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资金正在押注油价上行，或者至少是在买入保险，以防油价突然飙升。

当然，市场上也不是没有可能拉低油价的消息。 有媒体获悉，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推动发布一项一般许可证，旨在解除对委内瑞拉能源部门的部分制裁。如果成真，这意味着又一个产油国可能向市场释放更多原油。 另外，市场调查也预测美国上周的原油和汽油库存可能有所增加。 但这些潜在利空，在特朗普的“舰队言论”和美元疲软的强势组合面前，暂时都被市场忽略了。

原油多头瑟瑟发抖！欧佩克+会走这一步“险棋”吗？

想要悲观的交易员在年初果断转多，这可能需要莫大的“勇气”。

供应重新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因素。

包括美国在内的非欧佩克+国家的原油产量不断上升，这可能超过仍在增长但速度较慢的全球需求。欧佩克+承诺进一步减产，但交易员们怀疑这些减产措施能否得到充分实施，以完全消除市场上的过剩供应。

供需不平衡已经推动原油价格出现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年度下跌，颠覆了人们对新冠疫情复苏后油价将上涨的预期。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的是，投机者加强了对市场的控制，助长了有时与基本面脱节的价格波动。

大宗商品基金Northern Trace Capital LLC的首席投资官Trevor Woods表示：

“我认为今年可能是非常非常棘手的一年。油价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欧佩克+的支持，如果该组织早先达成的减产协议破裂，可能会导致油价暴跌。”

需要一点做多的“勇气”

目前，多个指标都正显示出疲软。去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伦特原油期货曲线处于看跌的期货溢价结构。

在2023年，投机者是十多年来最看空大宗商品的。根据外媒汇编的数据，非商业参与者在主要石油合约中持有的平均净多头头寸处于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麦格理集团的全球能源策略师Vikas Dwivedi说，“市场可能最终进入了‘作秀模式’，这将需要大量库存减少、供需结构改善和利润上升等因素的结合，人们才会恢复做多兴趣。”

在2023年，至少有两次，基金经理在欧佩克+会议召开之前涌入空头头寸，并以抛售浪潮回应该组织的减产声明。他们对欧佩克平衡市场能力的信心日益减弱，而算法交易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

算法交易目前占油市日常交易的近80%，并日益加剧了独立于基本面的价格波动。生产商之间的整合浪潮也削弱了期货市场与现货流量的联系。

在2024年决定果断做多石油之前，投机者们可能还需要一些“勇气”。

外媒数据显示，去年大宗商品对冲基金的回报率跌至201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五年来的首次下跌。值得注意的是，有“原油交易之神”之称的石油交易员皮埃尔•安杜兰（Pierre Andurand）的同名对冲基金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

欧佩克与页岩气之争

就在几周前，欧佩克+同意每天增加90万桶的自愿供应限制，但这也是分析师和交易员的“纠结”所在。交易员们想知道欧佩克+是否会采取足够的减产措施来控制即将出现的过剩。

摩根大通亚洲能源和化学品研究主管Parsley Ong表示，欧佩克+面临着一项“平衡行动”。该组织面临着一个事实，即欧佩克+越通过减产来维持油价，越多的传统产油国和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将对此做出反应，并增加市场上的石油供应。

在美国，其原油周产量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330万桶/日，从西德克萨斯州的二叠纪盆地到北达科他州的巴肯页岩的钻探者增加了石油产量，远远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数据，预计到2024年，美国石油产量将创下历史新高。巴西和圭亚那也将大幅增加供应，一波来自美洲的新原油供应可能正在路上。

需求增长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的市场展望，在需求方面，随着经济活动减弱，全球消费增长应会放缓。该组织预测，今年的全球石油日需求量将小幅增加110万桶。

虽然这还不到2023年最新估计增长率的一半，但按历史标准衡量，这一数字仍然很高。在疫情造成的中断之后，消费正在恢复正常，而在美国，对所谓软着陆的预期日益增强，正在提振能源需求。

尽管如此，全球经济形势仍不平衡，一些行业正在迅速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比如电动汽车。

花旗能源策略主管Anthony Yuen表示，汽车电气化给石油消费带来了结构性阻力，拖累了需求增长。他说，“这限制了油价对宏观经济因素的敏感性。在过去，好的经济情况可能会透过更高的地面交通和燃料需求显露出来，但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这种关系现在似乎正在减弱。”

此外，一些分析人士也注意到了地缘政治风险。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发动的袭击仍然是焦点，俄乌冲突也仍在持续。

最终，全球生产商仍有能力减少产能以满足全球需求趋势，尽管它们会将这归结为“纪律”。花旗集团的Yuen表示：

“欧佩克+有意最大化其收入，因此考虑增产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我认为，这一步‘险棋’将取决于明年非欧佩克+产油国的产量如何。”

中国外汇储备达3万余亿美元，如何度与用？

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李伟　编辑 | 张威、袁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有很长时间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缺乏外汇储备，因此在进口时中国不得不思虑再三。

彼时，中国将外汇储备看作实力的象征，因此长期以积累外汇储备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后，中国拥有一笔庞大的外汇储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的数据，截至2024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达32320亿美元。

据国家外管局数据，截至2024年5月末，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达32320亿美元。图/视觉中国

外汇储备的本质是资本输出，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外国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仅以美国国债来看，中国就是一个大买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4年4月，中国持有7707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过去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大多是市场风险，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地缘政治风险正在日益凸显。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了俄罗斯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决定将这笔钱的投资收益转给乌克兰了，并正在推动将冻结的外汇储备转给乌克兰。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中国要如何冲破庞大外汇储备“困局”呢？

设立新外汇投资公司

要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出路，有多个思路，比如减少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或者藏汇于民，但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可行性不高。短期内比较可行的路是仿照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的模式，去设立新的外汇投资公司，为中国的外汇储备找寻新的出路。当然，除了规避风险，我们可以把这笔外汇用好，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创业和就业机会、孵化更多的独角兽企业（Unicorn，指成立不到十年但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又未在股票市场上市的私人初创公司）、活跃中国资本市场与为广大的消费者提供更广泛和更适配的理财渠道和产品。

先来看看中投的模式：中投的注册资金本为2000亿美元，其资金来源是中国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募集1.55万亿元人民币，并以此向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购买等值外汇储备进行的注资。

前文已述，目前成立新外汇投资公司的目标较多，但具体的设想和中投差异不大，主要是由财政部发行约1.45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去央行换取约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然后成立四个财政部持有的国有外汇投资公司，其中两个各注入资本金800亿美元，另外两个注入资本金200亿美元。

两个8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向为港股，两个2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向为国内一级市场的美元基金。美元基金指的是使用美元计价、募资和投资的基金，并非单指美国的基金，例如欧洲的很多基金公司，它们旗下也有很多美元基金。又比如南非的纳斯帕斯（Naspers）公司，在2001年投资腾讯的就是其旗下的美元基金。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其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很多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譬如淡马锡曾在2018年向商汤科技投资了6亿美元。

相对于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2000亿美元是一个不大的体量，带有试点的意味。至于为什么要成立四个外汇投资公司？为什么不把钱直接交给中投？这里核心的原因是为了发展中国实体经济、促进中国科技创新创业、活跃中国包括香港在内的资本市场，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用于监督和管理四个国有投资公司。

为何投美元基金与港股

为什么要投资国内一级市场的美元基金和港股呢？

实际上，之所以提出成立两个2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公司和两个8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公司，去投资国内一级市场的美元基金和港股，这主要还是从当下的状况出发考虑的。

先谈国内一级市场的美元基金。目前国内一级市场美元基金的状况不太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增加和监管层面的要求，很多美元基金以及它们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简称LP，大体含义是出资人）正在缩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现有的投资者也要求提前退出，这给美元基金的运作平添了许多风险。

第二，投资于中国一级市场的美元基金近年来面临着巨大的商业压力，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于美元基金的退出。由于不少硬科技项目在境外上市的问题上面临风险，此前已经投了大量此类项目的美元基金又面临着退出困境。

现在国内一级市场美元基金所面临的困难已逐渐传导到影响中国新兴企业的发展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几年中国诞生独角兽企业的增速放缓了。美元基金在孵化独角兽企业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因此解决它们面临的难题就是在助力中国新兴企业的成长。前文已述，美元基金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退出通道不畅。这方面传统上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少企业在境外上市的阻力，二是降低企业进行并购交易的障碍。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办法，就是发展“S基金”（Secondary Fund的简称）。“S基金”是私募股权基金的一种，但普通的私募股权基金是直接从企业手中购买股权，交易对象是企业，“S基金”的交易对象则是为LP或者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简称GP，大体含义是指那些进行投资决策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的机构），其主要为它们提供半途退出的渠道而设立的。

或许我们可以大胆猜想，是否能让外汇投资公司去设立“S基金”，为想要退出的美元LP和GP提供流动性？从而优化整个中国的创业环境，培养更多的独角兽企业，而这势必将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再来谈港股的问题。最近两年的港股的表现主要有三点：第一，恒生指数持续下跌，市盈率处于全球低位，总市值缩水严重。恒生指数曾在2018年1月站上历史最高点的32887点，市盈率为17.58倍。港股总市值在2021年5月底达到峰值53万亿港元。此后，港股市场开始了漫长的震荡下行，截至2024年6月21日收盘，恒生指数跌至18199点，自2021年的高点累计跌幅超40%。市盈率也仅为9.85倍，而同时间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市盈率为43.62倍，东京日经225指数市盈率为21.59倍，9.85倍的市盈率亦低于沪深300指数11.74倍的市盈率。而根据港交所的统计，2024年5月底，香港股市的总市值为32.9万亿港元，较2021年高峰期蒸发了约20万亿港元。

实际上，1998年香港特区政府就曾直接入市“拯救”过股市。当时在很短的时间中，港股出现了大幅下跌。为了稳住股市，香港特区政府直接购买大量股票，支撑了港股的估值。现在或许到了第二次需要“拯救”港股的时刻了。

第二，港股面临流动性困境，交易活跃度持续下滑。港交所数据显示，港股2021年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为1667亿港元。相比之下，2024年前五个月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仅为1102亿港元，零成交个股数量不断攀升。

第三，港股首次公开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融资额持续下跌，跌出全球前五。根据公开数据统计，2023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为70家，所有公司IPO融资额仅为约463亿港元。2024年1月至5月，港股新上市企业为27家，合计IPO融资额约为112亿港元。相比之下，2020年和2021年，港交所虽然不是全球最大的IPO市场，但IPO融资额分别为3142亿港元和3251亿港元，接连创下自身历史新高。

长期以来，港股都是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现在港股不振，美元基金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退出通道。港股萎靡不振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原因是流动性不足，对后市的预期较差。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外汇投资公司向港股注入16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这可能会很快改善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状况，更可以促使投资者转变预期，从而提升市场的估值和融资功能，这也有利于培养中国的独角兽企业。

实际上，我们组建新外汇投资公司的基本考虑始于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但终点却是助力中国新兴企业的发展，这两点并行不悖。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完全就是一箭双雕，面对这么大的潜在收益，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试点中寻找最佳模式

中国的经济增长始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试点。试点意味着我们从局部开始，由点及面，采取一种科学试验的态度去对待社会经济改革。在外汇储备投资领域的改革我们同样需要遵守这一原则。先从2000亿美元开始，看看情况如何，假如效果不错，就逐步扩大规模；假如效果不佳，就想想应该如何改变。

试点实际上是一种试错，它的基本想法就是用小的成本获得大的收益。根据不同的效果去选择合适的运作方法，要实现这一点，很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则，利用市场公开竞争来提高投资公司的运营效率，优化对国有投资公司的监管，同时维护和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要知道，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中国新兴企业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里就要回到文章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要设立两个200亿美元和两个8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公司？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叠床架屋？难道不能设置一个400亿美元和一个1600亿美元的外汇投资公司吗？或者干脆把钱全部交给中投去投资，岂不更加简单？

应该承认，设立规模相同、目标相似的外汇投资公司在运营上会产生一些成本，但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要探索什么样的模式是外汇投资公司最好的运营模式，因此要让不同的主体在起点相似的情况下去市场中检验实效，然后再选取效果更好的模式加以推广。

公开竞争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透明度。现在中投已经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标杆，未来新外汇投资公司要做到的就是对照标杆、学习标杆、超越标杆。

总之，在大的方向上，我们需要为外汇储备的投资寻找新的方向，这不但是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回报率，也是为了打通中国金融体系的任督二脉，让整个经济活起来。在具体机制上，公开竞争和透明度是我们的法宝，我们需要从试点中去寻找最佳的投资模式，并加以推广。

全球市场分化加剧：2025年8月27日货币政策与地缘风险的双重考验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专业建议

美股指小幅收涨与原油暴跌形成鲜明对比，全球市场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紧张中寻找方向。

2025年8月27日，全球金融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格局。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上涨，道琼斯指数涨，标普500指数涨，纳斯达克指数涨。

而中国A股下跌，收于点。国际油价大幅下挫超过，黄金期货却上涨。

这种分化背后，是投资者对货币政策走向和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评估。特朗普政府与美联储的冲突、美国对印度征收关税的生效，以及法国政治不稳定，共同构成了影响全球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

全球股市分化：政策预期主导资本流向

北美市场呈现韧性，科技股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点，收于点；标普500指数收于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点。

英伟达上涨，市场等待其财报公布。预计该公司二季度收入增长至亿美元。特斯拉涨幅超过，苹果、奈飞、亚马逊和Meta小幅上涨。

欧洲市场全面下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担忧。德国DAX指数下跌，报点；法国CAC40指数暴跌，收于点；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收于点。

法国政治危机持续发酵，总理弗朗索瓦·巴伊鲁的减债计划遭遇强烈反对，使该国陷入更深的政治和金融不稳定。

亚太市场表现疲软，中国A股领跌。上证指数下跌，收于点；恒生指数下跌，收于点；日经225指数逆势上涨，收于点。

韩国KOSPI指数小幅上涨，报点，台湾加权指数上涨，表现相对强劲。

大宗商品市场：地缘政治与需求担忧双重打压

国际油价大幅下挫，需求担忧主导市场。WTI原油期货下跌，报收美元/桶；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报收美元/桶。

高盛预计原油将进一步回落，到年底，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可能下降至美元出头/桶。该投行预计石油盈余将扩大，年第四季度至年第四季度平均每天将达到万桶。

贵金属市场表现强劲，避险需求推动金价上涨。COMEX黄金期货上涨，报美元/盎司。COMEX白银期货微跌，报美元/盎司。

黄金的避险属性得到充分体现，投资者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支撑了金价。

基本金属多数上涨。LME期镍上涨，报美元/吨；LME期锡上涨，报美元/吨；LME期铝上涨，报美元/吨。

LME期铜上涨，报美元/吨，表露出市场对全球工业活动前景的谨慎乐观。

外汇与债券市场：货币政策分歧扩大

美元指数小幅下跌，报。主要货币对美元走势不一，欧元兑美元报，英镑兑美元报，美元兑日元报。

美债收益率多数下跌。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个基点，报；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个基点，报；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个基点，报。

年期美债收益率微跌个基点，报；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个基点，报，收益率曲线呈现陡化趋势。

欧债收益率多数下跌。法国年期国债收益率跌个基点，报；德国年期国债收益率跌个基点，报。

意大利年期国债收益率跌个基点，报；西班牙年期国债收益率跌个基点，报。

关键事件驱动：政策不确定性成市场主导因素

美联储独立性面临挑战。特朗普试图解雇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引发市场对央行独立性受损的担忧。

库克通过其私人律师表示，她将立即在法院对该行为提出挑战。这一事件可能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战。

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特朗普政府对印度产品征收关税已经生效，因为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未能达成贸易协议。

巴克莱印度首席经济学家Aastha Gudwani表示：”我们估计印度对美国出口的（亿美元）现在面临严重威胁，加速了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欧洲政治危机加剧。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巴伊鲁对其极不受欢迎的减债计划进行信任投票的赌博适得其反，使该国陷入更深的政治和金融不稳定。

如果巴伊鲁下台，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可能会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立法选举，或者组建新政府。

未来展望：结构性转型期的投资策略

全球资本配置正在发生深层结构变化。利率敏感型资产包括科技股、小盘股和新兴市场债券正获得资金青睐。

行业板块轮动明显。材料行业表现突出，美股材料行业上涨，港股材料行业暴涨，A股材料行业上涨。防御性板块如医疗保健行业表现相对滞后。

货币政策分化加剧。新西兰央行意外降息个基点，印尼央行也下调利率个基点。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表示，除非遭遇重大负面需求冲击，劳动力市场料将持续紧张，推升工资。

能源转型复杂性显现。丹麦可再生能源公司Orsted股价大跌，因特朗普政府叫停了其一座几乎完工的海上风电项目。

这表明绿色能源政策面临反复，转型路径不会一帆风顺。

投资启示：在新环境中寻找机会

未来投资需要更加注重政策韧性，即企业或资产应对政策突变的能力。这包括业务地域多元化程度、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度、以及适应监管变化的灵活性。

供应链安全性将成为关键考量因素。拥有稳定供应链的企业将获得溢价，而依赖复杂全球供应链的企业可能面临持续压力。

不同资产类别的相关性可能发生改变。传统上负相关的资产可能同时受到政策冲击，需要重新思考风险分散策略。

区域配置重要性上升。政策分化导致区域经济表现差异扩大，需要更加精细的地理配置策略。

技术主权概念日益突出。各国加大对关键技术控制力，相关企业可能获得政策支持但也面临更高监管要求。

全球资本正站在十字路口。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挑战，欧洲政治危机加剧，贸易摩擦升级——这些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投资环境。

那些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洞察政策变化并灵活调整策略的投资者，将在新时代中获得丰厚回报。历史经验表明，转型期往往伴随波动加剧但也创造新机遇。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保持投资组合的灵活性和韧性比追求最大化回报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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