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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田八木货币经纪(中国)总裁黄洪:金融强国视野下货币经纪与金融基建的协同效应

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 · 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局中的中国定力”。

上田八木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黄洪与会时表示,在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目标下,货币经纪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成为提升金融市场效率与稳定的重要支撑。

外汇经纪牌照_货币经纪公司管理办法_金融强国战略

上田八木货币经纪(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黄洪

黄洪谈到,货币经纪作为市场核心中介,通过匿名撮合提高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在货币、债券及衍生品市场中发挥关键作用;金融基建则涵盖清算、支付与监管体系,构成市场的运行骨架。二者协同可实现“高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推动金融市场向更高水平发展。

从跨境比较看,依托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规模优势,中国货币经纪行业发展迅速。与国际市场相比,中国在监管环境、市场结构和技术应用上具有自身特点,未来需进一步融入全球,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并加快数字化转型,以科技赋能服务效率。

中国债券市场呈现银行间与交易所市场并行的双轨结构,且绿色债券等创新产品快速发展,为货币经纪提供了广阔空间。黄洪表示,随着《货币经纪公司管理办法》等新规落地,行业监管框架进一步完善,为功能深化奠定基础。未来,货币经纪需持续推动国际化、数字化与风险防控,通过与金融基建的深度协同,助力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民币资产定价体系,支撑金融强国建设。

以下为观点全文:

在新时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建设金融强国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这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全球金融格局变迁的战略选择。金融强国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构建高效、稳定、开放的金融体系,其中货币经纪作为市场中介的核心力量,与金融基础设施(以下简称金融基建)协同发力,共同支撑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货币经纪行业源于上世纪初的伦敦外汇市场,其本质是充当金融交易双方的中介,通过匿名撮合交易,提供价格发现功能,显著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交易成本,并收取佣金。作为金融市场的“润滑剂”,货币经纪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金融基建则包括清算结算系统、支付体系和监管框架等,是金融市场的“骨骼”和“神经”。在金融强国视野下,二者的协同效应尤为显著:货币经纪通过高效、匿名的撮合服务,将分散的交易需求汇聚到核心交易场所和清算体系中,极大地提升了交易效率和市场深度。金融基建确保稳健的清算与风险防控,二者结合实现了“高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本文从货币经纪的市场角色与跨境比较入手,分析中国债券市场的特殊性,并从跨境视角探讨中国货币经纪的功能深化路径。最后,展望二者协同在建设金融强国中的战略意义。旨在为业界同仁提供参考,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货币经纪的市场角色与跨境比较

1.1 货币经纪的市场角色

货币经纪人是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其主要职能是通过专业技能匿名撮合交易、连接买卖双方,包括债券和外汇买卖、同业资金拆借、可转让货币市场工具(如大额存单)以及利率互换、外汇掉期、贵金属合约等场外衍生品。作为佣金商人而非委托人或做市商,货币经纪不持有交易头寸,也不承担交易风险,而是凭借信息优势和广泛的客户,促进市场参与者高效对接。

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经纪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高市场流动性。通过快速促成交易,货币经纪使资金在市场中顺畅流动,满足金融机构的短期融资需求。例如,在同业拆借市场,经纪人能实时匹配借款方与出借方,避免资金闲置或短缺。其次,降低交易成本。经纪人利用专业平台和技术手段,显著减少信息不对称,优化价格发现过程和交易成本。再次,促进市场透明度与合规性,避免道德风险。经纪人需遵守严格的道德规范,确保交易公平,避免内幕交易。最后,在危机时期,货币经纪还能充当市场缓冲器,帮助平抑市场价格、恢复市场稳定。

以中国为例,货币经纪公司是银行间市场的核心中介机构,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提供中介服务,涉及同业拆借、债券回购、现券交易、外汇掉期等产品。这些服务不仅提升了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深度,还支撑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2024年,中国货币市场经纪撮合交易量非常庞大,通过经纪机构成交的银行间本币交易额达到433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银行间市场总成交额的约20%,显示出经纪机构在市场中日益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反映出货币经纪行业在推动金融资源配置优化方面的独特价值。

1.2 跨境比较:中国货币经纪与国际经验

从跨境视角审视,中国货币经纪行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既有相似性,也有独特路径。国际上,货币经纪起源于英国伦敦,二战后逐步扩展到美国、日本等地。在英国,货币经纪公司如TP ICAP和BGC Partners主导市场,专注于外汇和利率产品撮合,年交易规模达数万亿美元。 美国则以电子化经纪平台为主,如Bloomberg和Refinitiv,提供全球实时报价,强调科技驱动和交易效率。日本的短资公司(如上田八木短资与东京短资)则聚焦日元货币市场,深耕于本土银行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经纪行业于2005年正式引入外资经纪公司与本土经纪进行合资经营,并在2020年批准外资独资货币经纪公司参与市场运营,至今已形成以本土和合资机构为主,合资与独资充分竞争的格局。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中介 neutrality(中立性)和佣金模式。但差异显著:一是监管环境。中国货币经纪受中国人民银行严格监管,需持有牌照,强调风险防控,而国际市场更注重自律(如英国的FCA监管)。二是市场规模。中国债券市场是全球第二大,货币经纪撮合的债券交易占比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外汇经纪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发展阶段。三是技术应用。国际经纪商广泛采用AI和区块链,提升撮合效率;中国则在数字化转型中加速追赶,加大科技投入以提升服务效率。

跨境贸易结算格局提供另一个比较维度。2024年,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超26%,全球份额升至4.7%。但与美元(全球贸易结算80%以上)相比,人民币经纪在国际市场的渗透率较低。这反映出中国货币经纪需进一步国际化,以提升全球影响力。

通过跨境比较可见,中国货币经纪的优势在于本土市场深度,但需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功能深化,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转变。

二、中国债券市场的特殊性

中国债券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截止2025年3季末余额超192万亿元人民币),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特征,这些特殊性不仅源于历史发展路径,还受宏观政策和监管框架影响。理解这些特征,有助于把握货币经纪在其中的作用。

2.1 市场规模与结构分层

中国债券市场呈现明显的双轨制特征: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并存。银行间市场主导,占比超过90%,主要服务于机构投资者,如商业银行、保险资管和基金;交易所市场则面向多样化的合规投资者和企业债。 这种分层结构不同于国际单一市场模式(如美国国债市场),旨在隔离风险,但客观上也导致局部流动性的碎片化。

发行主体多样化是另一特殊性。政府债券(国债、地方债)占比最高,达40%以上;政策性银行债和信用债次之。近两年,企业债发行期限向短端集中,反映企业扩大生产意愿不足,与中长期贷款少增一致。 政府债券则“短减长增”,强调长期基础设施和政策性项目的融资支持。这与国际市场(如美国长期国债主导)形成对比,中国更注重政策导向。

2.2 流动性特征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流动性显著提升,但微观层面呈现结构不均衡。研究显示,票面利率越高、发行规模越大、期限越长、到期日越短的债券流动性更好。虽然存在做市商等旨在优化价格信息和交易效率的市场角色,但二级市场流动性仍需改善。相比国际市场,中国债券市场的换手率较低,部分因分层账户限制风险扩散。

外资参与是新兴特征。2024年,外资持有中国债券超4.2万亿元,纳入全球指数(如彭博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后,多元化效果显著。 但与发达市场相比,中国债券市场仍受资本管制影响,开放度有待提升。

2.3 绿色与创新债券的兴起

中国债券市场特殊性还体现在创新产品上。截至2024年末,国内累计发行绿色债券已达4.16万亿元人民币,旨在支持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目标。 这与国际趋势一致,但中国强调政策引导,如“一带一路”绿色债。

总体而言,中国债券市场的特殊性在于政策主导、分层结构和快速创新,这为货币经纪提供了广阔的场外撮合和定制化服务空间,但也要求经纪机构适应本土规则,特别是监管机构对银行间市场的合规要求,同步提升跨境服务能力以配合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三、跨境比较视角下中国货币经纪的功能深化路径

从跨境视角看,中国货币经纪的功能深化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本土实际,推动国际化、数字化和风险防控三位一体。特别是结合2025年8月1日起施行的《货币经纪公司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5年第6号)对行业的设立、业务范围、经营规则、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修订和规范,为功能深化提供了坚实监管基础。 以下路径不仅旨在提升行业效率,还需通过优化监管机制,确保可持续发展。

3.1 国际化路径: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国际货币经纪以美元、欧元为主,中国需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路径之一是深化对外货币合作,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如通过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处理业务超100万亿元。 借鉴英国经验,中国可鼓励经纪公司在香港、上海设立离岸中心,撮合人民币外汇、利率和外币债券等产品交易。

跨境贸易结算是关键。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使用,经纪公司可开发跨境融资产品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降低汇率风险。相比日本日元经纪,中国需加强与新兴市场的双边合作,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网络中的全球份额。

3.2 数字化转型:科技赋能经纪服务

新科技在跨境金融中的应用是深化路径的核心。 中国经纪公司可在声讯报价系统基础上采用AI分析提升撮合效率。例如,引入数字人民币优化跨境支付,经纪人通过智能平台实时匹配全球订单。国际上,外汇经纪商已实现自动化交易,中国也应研究电子平台建设的可行性,借鉴欧盟GDPR,加强数据安全,确保数字化不放大风险。

3.4 绿色金融赋能:从市场基建到规则制定

在全球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中国货币经纪行业的功能深化亟需超越传统领域,积极融入并赋能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中介机构,货币经纪商凭借其在交易撮合、流动性提供以及海量交易数据积累方面的独特优势,能够发挥桥梁作用,推动绿色金融从单纯的市场交易向深度基础设施建设和标准体系构建演进。更进一步,货币经纪商可超越传统单一定价服务,助力打造本土化、国际化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例如,通过系统性地整合、分析并标准化绿色债券、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以及各类ESG资产的发行与交易数据,货币经纪商可以探索开发动态定价模型,该模型挂钩ESG评级、碳减排效益、环境影响指标等关键参数。这不仅有助于逐步形成一套反映中国“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推进进程的“绿色收益率曲线”,为绿色资产的公允定价提供可靠基准参考,还能从金融数据层面实质性将气候风险与机遇嵌入资产定价机制中。根据2025年最新数据,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首位,绿色贷款余额超过42万亿元,这一海量数据基础为构建此类曲线提供了坚实支撑。

这一创新过程的多重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将提升市场透明度和效率,促进金融资源更精准、高效地流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等重点领域,支持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数据驱动的标准制定和定价实践,中国货币经纪商能够增强本土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兼容性,积极参与全球气候金融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G20、NGFS(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终,这将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深化,并为全球可持续金融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实现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向国际规则引领的战略跃升。

3.5 风险防控与可持续深化

功能深化需统筹发展和安全。跨境资本流动增加,经纪公司须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反洗钱管理。 路径包括健全经纪人管理机制,监控可疑交易。借鉴美国经验,建立多层次风险评估体系。通过这些路径,中国货币经纪可从本土中介向全球玩家转型,支撑金融强国建设。

3.6 迈向功能深化:监管框架完善下的行业协同展望

为进一步提升货币经纪的功能深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货币经纪公司管理办法》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间市场经纪业务管理办法》(〔2025〕第26号),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行业监管新框架,为货币经纪业的规范运行与功能深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有利条件下,行业有望在以下方面实现与监管的进一步协同,共同构建一个既能有效防控风险,又能提升市场效率与活力的协同生态。

首先,监管框架的完善为市场稳定与效率提升提供了根本保障。明确准入机制和业务边界,有助于优化市场竞争格局,防范非持牌业务干扰,为合规机构营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这将引导市场参与者更加专注于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质量,从而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其次,数字化监管工具的深入推进将赋能行业整体效能。随着监管科技(RegTech)在风险监测、数据报送等环节的应用,合规管理的精准性与效率有望持续提升。这不仅有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也为机构降低合规成本、利用科技手段优化内部管理提供了清晰指引,有望驱动行业数字化转型进入新阶段。

第三,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推进,货币经纪行业有望在服务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资产定价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随着进一步完善跨境监管合作机制,例如与境外监管机构签订备忘录,共享信息。同时,可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细则,确保与GDPR或CFTC接轨,增强全球竞争力。

第四,推动行业自律与监管相结合,提升市场透明度。建议支持成立自律组织,制定统一费率标准和行为准则,鼓励公开经纪数据,形成市场基准,这种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模式,是成熟金融市场的重要特征,也将是提升中国货币经纪行业国际形象与公信力的关键一环。

结语

建设金融强国要求具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金融中心以及强大的金融基础设施。 在此框架下,货币经纪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效应尤为关键。二者结合,实现了“高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高效的交易撮合(经纪)配合稳健的清算体系(基建),是支撑中国债券市场在全球第二大体量上实现高质量开放、应对跨境风险的基础。完善的经纪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有助于形成更具公信力的“中国收益率曲线”,增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定价能力和吸引力。

展望未来,中国货币经纪行业应抓住机遇,深化功能,从本土中介向全球金融网络的核心玩家转型,助力金融强国梦早日实现。这不仅是行业使命,更是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

外汇经纪牌照_金融强国战略_货币经纪公司管理办法

外汇局解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强化外汇领域监管全覆盖

日前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会议还提出,加强外汇市场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未来要不断完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助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本次会议作出解读,她表示,未来要从多方面发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和中小微企业为重点,着力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完善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有序深化外汇领域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推动外汇市场发展,着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的质量,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支持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区域开放创新。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会议特别指出,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王春英对此表示,未来在工作中,要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永恒主题,强化外汇领域监管全覆盖。

王春英还表示,加强外汇市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研判,完善应对预案,加强预期引导,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推动商业银行外汇业务流程再造,严厉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违法违规活动,维护外汇市场健康秩序。完善中国特色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制度,有效维护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王春英指出,近年来,我国金融部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各项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就,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未来外汇管理工作将继续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国内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态势,我国外汇市场有基础有条件保持平稳运行,国际收支将继续呈现基本平衡格局。

聚焦功能跃迁 券商竞合开新局

在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指引下,我国证券行业正迎来一轮“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的深度整合浪潮。近日,中金公司宣布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与信达证券,交易完成后预计总资产规模将跨越万亿元大关,一家新的“航母级”券商雏形初现。这仅是行业变局的缩影,2025年以来,包括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在内的多起重磅案例陆续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此轮并购旨在超越简单的规模叠加,其核心逻辑已从解决个体问题升级为服务国家战略,证券行业发展模式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追求功能协同与专业能力的跃迁,以期优化金融供给、锻造一流投行,标志着行业步入以功能跃迁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行业并购风起云涌 头部券商格局生变

日前,中金公司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再迎实质性进展:中金公司正式宣布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兴证券及信达证券的方案,交易完成后预计总资产规模将超过万亿元,又一家“航母级”券商呼之欲出,新一轮证券行业并购重组浪潮提速。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5年已有包括中金公司吸收合并前述两家券商在内的多起并购重组案例取得进展。其中,国泰君安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国信证券收购万和证券、浙商证券吸收合并国都证券等均为代表性案例。

并购重组动因呈现多元化:既有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投行的强强联合,也有头部券商整合特色券商,还有特色券商之间为提升综合竞争力而进行的合并。

“不同于以往市场化自发整合,本轮证券行业并购浪潮是在建设金融强国和打造一流投行的战略指引下推进的,呈现出‘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目标明确’的特征。”在广发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析师陈福看来,本轮并购浪潮中,并购主体以中央汇金、地方国资等国有资本为主导,体现出资源整合与国家战略高度协同,此外在形式上也更加多元,包括换股合并、控股收购等,且在监管支持下推进效率高。

兴业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徐一洲认为,中金公司推出的吸收合并信达证券和东兴证券的方案直接改变了头部券商的竞争格局,对其他公司产生了明显的竞争压力。在目前行业倡导资本集约型发展模式下,市场化的定增融资或配股融资预计存在一定的执行难度。

“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规模扩张已经成为了头部券商唯一的跨越式增长的手段,未来头部券商接下来五年内会积极通过并购重组手段实现自身业务规模和资本实力的提升。”徐一洲说。

在天风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杜鹏辉看来,这轮券商并购浪潮呈现出三点新变化:一是驱动逻辑升级。本轮并购在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框架的战略部署下展开,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新“国九条”等,旨在通过并购重组优化金融供给、提升机构综合实力以服务国家金融强国战略。

二是发展模式从简单的规模扩张转向功能跃迁。对于本轮并购重组而言,并购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资产叠加,而是追求“1+1>2”的协同效应,实现从做大到做强的关键一跃,通过打通业务链条、提升资本效率、增强抗周期能力,最终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三是产业逻辑多元并包。从当前已经落地的几组大型案例来看,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的合并实现了“强强联合”打造券业巨头的目标,合并完成后新主体在净资产、总资产、净利润等关键指标上跃居行业前列;中金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的案例通过“精准互补”实现协同,注重业务和资源的深度融合;湘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大智慧的案例,旨在嫁接互联网基因和用户资源,体现了金融科技与券商主业的深度融合。

政策驱动行业整合

券业“十五五”瞄准打造头部机构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八次会员大会上,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证券行业要进一步增强资源整合的意识和能力,用好并购重组机制和工具,实现优势互补、高效配置,力争在“十五五”时期形成若干家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头部机构。

徐一洲表示,证券行业在“十五五”期间的并购重组前景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一,行业景气度是重要变量。从历史经验看,市场化的并购多发生于市场走势较弱时期。由于中小券商盈利呈现高度顺周期性,在此阶段更易面临市场化出清压力,估值随之走低,从而为并购方提供了较好的窗口期;而在市场处于强势时期,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改善会推高中小券商估值,一定程度上抑制并购动力。

其二,监管政策的松紧程度尤为关键。对头部券商而言,单纯收购同质化牌照的价值有限,其真正意义在于获取更广泛的客户基础。若未来监管允许在并购过程中将牌照与客户资源分开交易,将更有力地推动行业并购重组。

在杜鹏辉看来,本轮重组浪潮起点更高、政策导向更明确、整体目标更具体,重组后的新主体有望实现行业功能发挥迈上新台阶、专业服务能力展现新提升、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取得新突破等预期结果。未来或有更多具有标杆意义的案例落地,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重组并购范例。

从另一个维度看,兼并重组还能有效改善行业价格战导致的恶性竞争,引导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回归合理范围,顺应金融领域“反内卷”的政策导向,提升全行业的资源使用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为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贡献新动能。

券商战略分野:

头部券商向外 中小券商向内

并购重组浪潮,彰显了行业对规模扩张与竞争力提升的迫切渴望。随着行业“马太效应”持续深化,市场高度关注头部券商如何夯实“护城河”,以及中小券商如何凭借差异化路径构建生存空间。

杜鹏辉认为,头部券商首先应强化其服务实体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使命担当。凭借链接资本与企业的枢纽作用以及研究与定价专长,头部券商能够精准识别创新潜力、高效匹配融资资源、助力产业整合,从而夯实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功能,引导金融活水滋养创新动能。在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头部券商应重点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绿色能源等前沿领域,主动服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

其次,应持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更好发挥行业功能。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大资源投入,立足实体经济与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创新业务工具、拓展服务范围、优化业务结构。

再者,推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双向赋能。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成效初显,中国资产正成为全球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头部券商应积极引导海外资本“走进来”,畅通“投资中国”渠道。同时,伴随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化布局深化,头部券商也应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在跨境融资、并购等领域提供专业支持,建设能够高效动员全球资源的金融服务平台,助力“中国投资”进程。

陈福认为,头部券商应重点把握三大方向:一是强化境内外一体化运营能力,以香港为桥头堡,逐步向亚太、欧美辐射,服务中资企业跨境融资需求;二是深化“投行+直投”“投行+交易”等协同机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价值发现—产业链整合”闭环;三是加快科技赋能,提升做市定价能力与机构客户平台建设,对标国际先进模式。

对于中小券商,陈福认为,应聚焦“区域深耕、专业禀赋、客群聚焦”三大维度,走“专精特新”之路,并依托本地产业资源,在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普惠金融等细分领域建立护城河:“例如,中小券商可积极参与区域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通过‘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理念,联动政府引导基金,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同时,在财富管理、ESG投资、特定行业研究等垂直赛道形成特色产品与服务体系。”

在徐一洲看来,中小型特色券商在未来五年中应把握两大发展路径: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属地产业优势。在投资银行等总部型业务上,尽管难以与头部券商正面竞争,但可借助当地特色产业结构或股东产业资源,打造差异化、具有产业深度的投行服务体系,并通过直接投资与另类投资等业务实现一二级市场联动,从而形成独特的发展潜力。

另一方面,零售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发展仍离不开线下分支机构的精细化运营。中小型券商在属地内的网点覆盖密度通常高于头部券商,未来可依托高密度的分支机构和投顾团队扩大客户覆盖的广度,并通过深化投教服务来提升客户覆盖的深度。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居民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是证券行业履行其功能性定位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