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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和IPO重启对债市冲击基本可控

10月底11月初,受地方债扩容、IPO 重启、美联储加息临近以及年末交易盘获利兑现等不利冲击,债券市场调整剧烈。目前来看,IPO重启和美联储加息两则传闻的负面冲击逐渐减弱,利率继续向下回落,未来“靴子落地”对我国债市冲击基本可控。

增长目标导向下

债券市场流动性充裕

国际上,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高速发展的原因包括战后重建、贸易保护主义终结后国际贸易的复兴、新兴国家加入全球生产链带来的市场扩大、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知识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共享等。“当这些果子被采完后,七八十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就难以为继。”

加杠杆作为一个简单的刺激经济的增长方法得到了普遍采用。麦肯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4年,全球债务飙升57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高达286%。债务年均增速超GDP增速2个百分点。持续攀升的杠杆率使得全球经济十分脆弱。Rogoff统计表明,发生银行危机和外债危机的国家比率分别高达30%和40%左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社会形成去杠杆的共识。去杠杆叠加潜在增速下行,全球GDP年均增长已由上世纪末的4.6%降至本世纪的0.9%。

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部分亚洲国家以贬值刺激经济增长。而实行汇率盯住或者货币局制的国家和地区只能通过国内经济加杠杆方式。在统计的65个国家中,2007年至2014年,新加坡、爱尔兰、葡萄牙三国杠杆率提高至150%左右,提升最多;2014年末,三国的杠杆率均接近400%。

我国需要一个较为适中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第三产业主导型增长模式开始显现,金融领域成为吸收流动性的主导行业。2015年前三季度金融行业比重为8.7%,高于上年全年1.4个百分点。因此,总量流动性充裕,加上经济转型期流入金融领域的资金相对较多,是未来一段时间保证债券市场流动性充裕的环境基础。

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美元加息周期

回旋余地增大

单纯从价格层面分析,美元加息周期利空大宗商品,降低我国进口商品价格,为我国债券收益率走低提供了价格环境。随着QE退出,全球基础货币供给增速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将难以见底,我国PPI同比增速持续为负,并幅度有所扩大。

当前,债市担心美元加息周期冲击更多是一种危机思维,但并不能简单类比。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本轮新兴市场的动荡都有美联储加息的影子,但另外三个更重要因素也不得不提。一是前期经济都有过热特征,投资的资金来源较大部分来自于国外。二是危机国的资产负债表相对脆弱。比如亚洲危机前,泰国的短期外债1126亿美元,与储备(73亿美元)之比为15.4倍;日本房地产价格泡沫十分严重。三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强,绝大部分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向好、结构优化、资产负债表健康,为应对美元加息周期提供基本面支撑。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稳定在7%,CPI同比涨幅在1.42%,与其他国家相比均处于一个较好水平。10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53万亿美元,比上月提高114亿美元。与短期外债和月均进口额之比分别达52倍和24倍,为应对短期资金流动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人民银行创新多种工具,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中提高汇率弹性的措施有,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内波幅放宽到2%,能充分吸收一天之内4个百分点左右的汇率波动。8月11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再下一城”,做市商参考上日收盘汇率报价,价格变动更能反映市场信息。增大资金流动调控力度的措施有,市场化引导远期、掉期市场等,加大投机成本,减少套利空间。

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提高,人民银行可有效隔离美元加息的负面影响,继续降低国内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维护平稳的债券市场。

IPO重启

对债券市场冲击相对较小

按照股债联动的跷跷板效应,债市主要担心的是,大量的打新资金抽走了流动性。

为了减少对债券市场的冲击,监管机构取消现行新股申购预先缴款制度,改为确定配售数量后再进行缴款,大幅减少投资者打新资金。根据证监会的数据,6月初25家公司集中发行时,冻结资金峰值最高为5.69万亿元,若采用新规,投资者实际仅需缴纳申购资金414亿元。数据表明,最近半个月大盘蓝筹股走强后趋于平稳,冲击正在减弱。

年末时点,优质债券供给相对不足,债券市场供小于求将主导债市变化。从供给看,11月17日已完成国开债全年发行任务,进出口银行和农发行只剩下不超过500亿元的净供给规模。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净发行规模相对不大。信用债方面,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10.2%,增速持续下行,加上冬季不利于项目施工建设,企业发债筹资的动力减弱,债券融资额仅为2516亿元,低于上月1008亿元。

从需求来看,存贷利差收窄和不良贷款率攀升,银行业机构被动配置债券的力度加大。前三季度,扣除票据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新增贷款7.7万亿元,仅高于去年同期7000亿元。但按照全年M2增长12%左右的调控目标,央行口径的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需要扩张16.5万亿元以上。考虑到前三季度外汇占款净下降2万亿元以及四季度外汇占款可能的扰动和非标资产到期再配置的需求,剩下货币量派生需要银行业加大债券配置力度。

保险机构、理财专户等非银机构以及人民币进入SDR后的境外资金也是未来一段时间配置债券的投资力量。今年以来,保费收入增长近20%,理财规模增长近40%,理论上可以配置债券的资金部分将高达1万亿元以上。

总体上看,美元加息和IPO重启对我国债券市场冲击有限,并在短期有所反应。未来,随着优质债券供给相对不足,债券市场仍将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供职于邮储银行金融市场部)

人民币汇率背后的套息交易魅影

人民币汇率背后的套息交易魅影

民生证券周君芝、吴彬

2022/04/27 14:31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本质上是一笔错配交易。

要点

疫情以来美联储推出历史罕见货币宽松,全球美元流动性极为充沛。得益于过去两年多的有效抗疫,中国生产并未停滞,并借此机会承接住全球消费品生产需求,享受了高景气出口。高速出口增长支撑起中国疫中经济增长,不仅如此,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还带来巨量美元外汇涌入中国金融市场。

过去两年多抗疫时期,我们在经济层面见证了中国稳定的增长、蓬勃的出口、持续升值的人民币。然而当我们将视线聚焦到金融层面,人民币汇率的另一面——套息交易,进入我们的视野。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本质上是一笔错配交易。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涉及多个步骤和机构。撇去细节,一笔典型的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中,套息机构在负债端融入美元流动性,资产端配置人民币资产,最终套息机构可以享受货币错配带来的收益。

美元-人民币套息机构,可以是金融机构,例如境内外商业银行,国内外基金;也可以是非金融机构,例如跨国企业财务公司,甚至可以是进出口贸易商。只要机构可以在负债端融入美元,资产端可配置人民币资产,便可完成套息交易。

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可以是人民币存款、中国国债、中国银行存单,甚至可以是股票。

美元负债可以在境内美元市场获得,也可以在境外美元市场获得。获取美元负债的方式也极为多样,回购、拆借、存放等等,不一而足。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微观机制和滋生土壤。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天然可以为套息机构带来三大收益。一是货币错配的息差,即人民币资产收入高于美元负债成本,那部分差额即为机构收益。二是人民币汇率升值汇兑收益。当然,套息交易还可以辅以杠杆操作,将收益放到极致。杠杆收益,也是套息交易的第三大收益来源。

套息交易的“息差”越厚,微观上套息交易动机越强,宏观上套息交易规模越大。以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为例,当人民币资产收益越高、美元负债成本越低,人民币和美元套息的息差就越厚。同样,当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升值,则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动机越强。

疫情以来美元流动性持续宽松,中国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不得不说,2020年下半年至2022年3月初,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迎来非常友好的交易环境。

我们相信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也在不断扩容。当前不论是在岸还是离岸市场,都存在一定规模的套息交易。

分析当前人民币汇率表现,判断后续人民币汇率走势,需要充分关注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无疑将会放大人民币汇率波动

微观机制决定了套息交易必然放大人民汇率波动。

当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大量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受息差驱动而涌入市场,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扩大,人民币资产价格走高,人民币汇率升值。而套息交易的结果——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又在客观上加大了套息空间,吸引更多美元-人民币套息行为加入市场。

反过来,当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又或者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跌,此时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利润空间缩窄,微观上部分套息机构选择了结交易。套息交易机构平仓,意味着人民币资产被抛,美元需求增多,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行,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一旦贬值预期形成,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的利润空间进一步缩窄,引发更多交易平仓。

美元-人民币套息交易平仓过程中,人民币资产价格下跌、人民币汇率急速贬值、套息交易空间压缩,三个现象并行发生,并互为强化,形成螺旋循环。

总之,在人民币升值时,套息交易不断涌入,助推人民币升值;当人民币贬值时,套息交易不断平仓,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快人民币贬值节奏。

以下为正文(部分):

前言

4月18日至25日,人民币急速贬值,美元兑在岸人民币汇率从6.36快速上行至6.56。单周贬值幅度之大,创下2015年“811汇改”以来单周贬值幅度之最。4月25日晚,央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9%下调至8%)。

一、外汇存款准备金可以调节外汇流动性

1.1 外汇存款准备金运行机制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可类比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商业银行除了吸收本币存款之外,还吸收外币存款。商业银行本币存款需要向央行缴纳外汇存款准备金,类似的,吸收的外币存款同样需要缴纳外汇存款准备金。

外汇存款准备金就是针对外币存款缴纳的准备金,当然也是以外汇形式进行缴纳。

外汇存款准备金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会计处理为:资产端对应其他国外资产项,负债端对应其他负债项。

央行可通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高低来调整外汇市场流动性。

当央行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使用的外汇资金减少,无论是零售外汇市场还是银行间外汇市场,可用的外汇资金都在减少。反之,央行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可使用外汇资金增加,外汇市场流动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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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次准备金率下调释放流动性估算

本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是历史首次。

央行调节汇率有多种工具,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只是其中一个工具。历史上中国央行动用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往往是上调,而非下调。

大部分时间央行都是用过上调外汇存款准备金,收紧外汇流动性。2005年至今,央行四次上调了外汇存款准备金,其中2021年的5月和12月各上调一次,幅度均为2个百分点。

今年4月25日,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倒是历史第一次。

外汇存款准备金下调可释放约百亿美元流动性。

首先需要强调,直接将外汇存款规模乘以准备金率变动比例,得到外汇准备金释放规模。这种计算会高估实际的外汇流动性投放量,因为部分境外外汇存款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

我国现行外汇账户管理体系下,境外主体或居民在中国境内可开立三类银行账户,分别是

OSA离岸账户(Offshore Account)、自贸区的FT(Free Trade)自由贸易账户、NRA账户(Non-Resident Account)。OSA账户是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的,也是计算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释放流动性的误差来源。

截至2022年3月,外汇存款规模10481亿美元,其中境内外汇存款7295亿元、境外外汇存款3186亿美元。按照这一外汇规模进行计算,此次外汇存款准备金下调实际释放的外汇资金规模在72.95~104.81亿美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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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套息交易天然放大汇率波动

2.1 套息交易(Carry Trade)机制

套息交易是典型的投机行为。

所谓“套息”,核心操作是负债端借入低息货币(计价的资产),资产端买入高息货币(计价的资产)。低息货币(计价的资产)和高息货币(计价的资产)之间存在息差,这就是套息交易所要套取的“息”。

整个套息交易环节分为三个步骤。

先把低息货币兑换成高息货币。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典型的套息交易中,低息货币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融入。

再将高息货币配置相应的高息资产(高息货币计价资产)。例如存入该国银行机构,即配置成存款资产;或投资于该国资产如国债、股票等更有吸引力的资产。

最后,投资到期后将高息货币转回低息货币,偿还低息货币债务,从而获取息差。

套息交易可依托的模式多种多样。套息交易可投资的资产并不局限于债券类资产,也有可能是股票,商品等,只要保证资产端高收益货币资产高于负债端,各种模式都可以成立。

套息交易收益来源于可以两部分。

一是收益扣除成本所得息差,收益来自高息货币资产,成本主要是低息负债融资成本。

二是汇率波动产生的收益/损失。

部分套息交易或金融工具锁定汇率,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损益,这种情况下套息交易收益来源仅仅依靠息差。锁定汇率波动的金融工具典型有如外汇掉期或者货币掉期工具。

以日元和澳元配对的套息交易案例如下:

先负债端融得低息货币。某金融机构先去获取低息货币负债。例如在日元市场上获得一笔三个月期限的900万日元融资,利率是0.1%。

再资产端配置高息货币资产。该金融机构立即以澳元兑美元为90的汇率将900万日元换成10万澳元,然后将该10万澳元全部购买澳大利亚国债。假设持有澳大利亚国债3个月,且国债到期收益率为2.1%

计算套息所得。3个月后,澳元兑日元汇率为92.7。3个月后这笔套息交易结束,则该笔套息收益为:10万澳元 x (1+ 2.1%)x 澳元兑日元3个月后的汇率92.7 – 900万日元 x (1+0.1%) = 45.567日元。该笔收益最终的收益率约5.06%。

5.06%的收益可拆解为三部分:其一是2%的利差,其次是澳元相对日元升值3%,以及是二者的乘积(一般比较小忽略不计),总收益率为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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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套息交易天然容易放大汇率波动

套息交易在外汇市场极其普遍,全球外汇市场中成交量中占比超过50%。

一般来说低息货币总是套息交易的融资货币。由于日本央行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政策,外汇上市场上主流的套息配对交易均有日元参与的,例如有AUD/JPY、NZD/JPY、USD/JPY等配对的套息交易。

也就是说,外汇市场上套息交易是汇率扰动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而我们分析汇率波动,尤其短期波动时,必须给套息交易以足够的重视程度。

从套息交易的形成机制,我们可以总结出套息交易三大特征:

第一,套息交易的前提是两种货币资产存在较大的息差。

负债端融入的是低息货币负债,套息机构需要为之付出资金成本。当低息货币的负债成本越低,息差保护就越强。同样,高息货币资产能够提供越高的收益,息差就会越厚。

反过来,一旦低息货币的负债成本高、高息货币资产的收益小,息差就会被大幅压缩,套息交易盈利空间也会被高度挤压。套息交易的活跃度就会下降。

第二,微观机制上套息交易天然会伴随负债和资产端杠杆错配。

套息交易追逐的就是息差本身,因而容易在实务操作中放大负债和资产之间的金融杠杆。常见做法是放大期限错配和风险错配。即负债端短久期,资产端长久期;负债端低风险货币负债,资产端风险相对较高的资产配置。

第三,宏观效果上套息交易放大汇率波动。

套息交易操作本质上是融入低息货币,配置高息货币资产。每一笔套息交易都放大对高息货币的追求,即放大高息货币对低息货币的升值动能。

当高息货币相对于低息货币汇率持续保持升值趋势时,套息空间增厚,会有套息交易介入,赚取息差。而套息交易本身又放大了高息货币相对低息货币的汇率,进一步增厚套息空间,又吸引更多套息交易跟进。

整个过程可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总结,高息货币汇率升值–>套息空间增厚–>套利行为增多–>高息货币汇率进一步升值。

2.3 用美元和人民币完成套息交易

我们首先举一个最为普通的套息交易模式。

假设现在有一家金融机构(不妨将其称为“套息机构”),可以参与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海外套息交易。套息交易中,机构的负债端是美元,资产端是人民币计价资产。

首先,套息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已经在负债端囤有一笔美元负债。这笔操作的本质是,负债端记录一笔美元负债,资产端记录一笔美元。

其次,套息机构直接换汇,亦或通过外汇互换合约,与特定银行(不失一般性将其称为“银行Ⅰ”)进行交易。通过这次交易,套息机构可以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

再次,套息机构将人民币货币购买人民币计价资产。例如国债或者银行存单等,享受人民币资产带来的收益。套息机构可以购买更高风险同时也更高收益的人民币资产,当然,套息机构还可以放杠杆(例如针和商业银行II进行交易),增厚资产端人民币计价的收益。

最后,人民币资产到期或者套息交易停止,套息机构将人民币资产卖出,降低杠杆,并将人民币换回美元。

之前分析过,若使用外汇掉期锁定,则套息机构可以赚取(当然反面也可能是折损)美元和人民币计价资产之间的息差;也可以赚取人民币升值点差。

在刚才举例的美元和人民币套息交易中,套息机构赚取的收益是人民币国债或存单利率,所付出的成本是美元负债的利率,例如美元是通过同业拆借而来,则需要付出美元同业拆借利率。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套息交易的机构纷繁多样。

若套息机构可以直接获得美元流动性,又或者可直接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那么这些套息机构具有天然的套息优势。例如境内外的商业银行、国内外的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跨国企业财务公司等,都具备完成套息交易的条件。

另外进出口贸易商由于可以在银行获得外汇信贷资源,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完成套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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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周君芝、吴彬,来源:宏观芝道,原文标题:《人民币汇率背后的套息交易魅影》,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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