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2026年1月16日

华泰固收: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

8月24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常会,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政策(33项)的接续政策措施(19项)。我们对此次会议要点、以及本轮政策工具的选择逻辑解读如下:

会议坦诚“经济恢复基础不牢固”,政策重心重回稳增长

今年6月随着前期上海疫情趋于稳定、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实施,PMI重回扩张区间、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尤其是出口保持强势、房地产销售边际好转,弱化了稳增长的急迫性。但7月份疫情反复和极端高温再添扰动,房贷风波出现,从PMI、社融到经济数据接连低于预期,地产销售至今仍未好转,导致政策重心重回稳增长,央行率先降息。本次国常会表示“当前经济延续6月份恢复发展态势,但有小幅波动,恢复基础不牢固”。

会议三句话指明本轮政策特征:时间急、约束多、力度有限

第一,“抓住当前紧要关口,及时果断施策”。近期经济出现回踩风险,尽快拉动经济回到复苏通道是稳定市场主体信心、激发微观活力的关键,因此增量政策及时出台,后续也要及时落地,例如5000亿专项债要在10月底前发完;

第二,“用好工具箱中可用工具”。代表工具选择仍有约束,市场曾憧憬的特别国债和赤字提升等超常规政策没有出现,我们在后文解释。本轮政策工具主要包括,①央行降息;②财政专项债结存限额(5000亿);③政策性金融工具(再增加3000亿以上,累计超过6000亿);④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2000亿);⑤中央电力企业能源保供特别债(2000亿)。

第三,“保持合理政策规模,…,又不搞大水漫灌、不透支未来”。7月底政治局会议提出“支持地方用足用好专项债限额”,市场预期是增发1~1.5万亿专项债(全国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差值仍有1.5万亿)。此番落地的政策组合是“0.5万亿专项债+0.3万亿政策性金融工具+0.2万亿政策行专项借款+0.2万亿能源保供特别债”,合计1.2万亿。虽然政策规模相当,但考虑到地产惯性下行对财政、金融和居民资产负债表形成持续冲击,稳增长压力比预期更大,而政策增量依旧体现底线思维和相机抉择,不搞大水漫灌。

如何理解每种政策工具的特点和选择逻辑?

工具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基建稳内需

本轮政策性金融加码始于601国常会调增8000亿元信贷额度,而政策性金融工具露面于630国常会,首批提供3000亿额度,用于补充包括新基建在内的重大项目资本金,此次国常会“在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已落到项目的基础上,再增加3000亿元以上额度”。我们在《详解政策性金融发力的特征与影响》曾详细讨论该工具。

政策性金融工具运作要点:

①  资金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金融债筹集、注资成立基础设施基金,央行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央财政贴息。

②  资金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但不超过全部资本金的50%,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

③  资金主要投向基建项目:一是中央财经委第十一次会议明确的五大基建重点领域,分别为交通水利能源等网络型基础设施、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地下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国家安全基础设施;二是重大科技创新、职业教育等领域;三是其他可由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

为何追加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

①  由于资金性质相似、投向基本重叠,该工具可视为专项债的替代,降低政府债务负担;

②  专项债剩余额度分布不均衡,若省份间再分配可能要调整预算、流程耗时长,而政策性金融工具更加灵活,在区域额度分配方面不受当地财政预算制约;

③  8月20日,农发基础设施基金已完成900亿额度投放、仅用时1个月。说明该工具使用效率高、政策性金融机构市场化运作优势体现,额度用完待补充;

④  投资拉动效果强,农发行表示900亿资金拉动总投资超万亿元,约11倍杠杆。以此测算,如果6000亿均在年内投放、项目周期平均3年,则年内可拉动投资逾2万亿。

工具二:政策行专项借款→地产保交楼

近期政策性金融还针对保交楼推出新工具——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8月19日,央视新闻称住建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等部门近日完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我们在《房地产政策加码与市场博弈》亦有详述。

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运作要点:

①  资金性质是债务资金(而非资本金),但具有期限长(可达3年甚至以上)、成本低(前两年为1.8%、第三年3.2%,显著低于同期LPR)、规模大(暂定2000亿)等优势;

②  资金需求由市级政府统筹申请、由市级平台公司统借统还,纳入隐债管理;

③  项目由地方政府申报,再由住建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审核,最后由政策性银行遴选;

④  项目申报要符合:

1)   专项用于保交楼,而非救助出险房企等;

2)   用于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

3)   资金投入可立即形成实物工作量;

4)   项目要求资产负债可平衡(资不抵债项目仍需要破产重整与破产清算);

5)   制定“一楼一策一专班一银行”方案,地方政府要监督资金使用、封闭运作。

为何推出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

①  保民生兼顾稳增长。基建独木难支,稳地产仍是稳增长的关键。眼下保交楼是重点,需要尽快恢复购房信心,同时增量资金投入也边际改善地产竣工投资;

②  地方财政紧平衡,仅靠地方自救还存资金缺口、推进效率低。多部委联合政策性金融提供增量资金支持,传递出中央对保交楼的决心,也是对政治局会议要求的落实;

工具三:能源保供特别债→能源保稳定

此次国常会支持中央发电企业等发行2000亿元能源保供特别债。此前一揽子33项措施曾支持发行2000亿元航空债、3000亿元铁道债。

为何支持电力企业发债?极端天气再次暴露国内电力系统的脆弱性,电力、电网和储能建设亟待加强。去年三季度曾因缺煤和能耗双控等出现拉闸限电,而今年7-8月国内高温造成用电需求激增、水电因干旱出力减少,电力供需矛盾再次导致工业限电事件的发生。尽管我国电力装机保持较快增长,但近年来缺电频发:一是电力峰谷差日益加大,夜间+缺水+少风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大幅降低,再叠加装机的区域布局、停机检修等问题,发电能力无法满足尖峰负荷;二是民用电占比上升且波动性增大。因此,仍需要对电力企业提供资金以支持其进行产能和技术提升,一是在继续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合理扩张火电产能;二是发展储能技术和配套建设;三是完善区域间电力调配相关基础设施。

如何理解财政工具的额度与选择逻辑?

问题一:专项债为何只扩增5000亿?

此次国常会明确“依法用好5000多亿元专项债地方结存限额,10月底前发行完毕”。相比于“多发5000亿”,市场更关心为何不是“1.5万亿”?

其一,需要预留空间置换隐性债务。地方政府通过发行置换债或再融资债,将历史遗留的政府隐性债务转为显性债务的过程,也会导致专项债务余额增长。考虑到全国隐性债务置换和清偿还未彻底结束,仍需要为专项债务限额留空间。

其二,地方债务率警戒线约束举债空间。截至今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34.8万亿元,若加上2000亿用于补中小行资本金的待发额度与此次的5000亿,年底余额将达到35.5万亿元。今年地方预算综合财力为31.7万亿元,但土地出让收入的超预期下滑预计造成近2万亿的歉收,则年底地方政府债务率可能接近120%,在债务率国际警戒线(100%~120%)边缘。因此5000亿增量已是地方债务风险约束下的顶格考虑。

其三,专项债剩余额度集中在经济强省,不进行再分配会导致中西部基建缺乏支持,而重新分配额度又需要调整预算,会影响政策落地效率。

其四,相同规模下,多个工具相比单一工具能够调动更多部门和机构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政策效率。

问题二:为何不提升预算赤字?

其一,换届之年可能对健康的赤字率有一定诉求。我们曾在《不同寻常的宽财政》介绍今年“窄赤字、宽财政”的新特征,即主要依赖财政结余和央行等特定机构留存利润上缴来保持较高的财政实际扩张力度,而将名义赤字率降低到2.8%的健康水平。相似的是,2012年预算赤字率1.6%也是前后五年的最低赤字水平。

其二,赤字用于弥补一般预算收支缺口,但财政歉收主要来自政府性基金预算。上一轮疫情稳定后,一般预算收入恢复相对较快,部分源于经济恢复,部分与中央特殊增收和地方政府盘活资产有关(6-7月非税收入同比升至30%以上)。我们测算下半年一般预算收入同比达到4.5%就可实现全年预算收入目标,这在2021年下半年同比-1.5%的低基数基础上,仍有希望实现。而今年财政歉收主要是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所致,稳定地产是关键,不宜通过赤字弥补。此外,考虑土地财政净收益(剔除征地补偿和土地开发)约为收入的30%,今年约2万亿的歉收规模需要6000亿净增量、恰为政策性金融工具的规模。

问题三:为何不发行特别国债?

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需要特殊时期+特殊用途,理论上需要对应资产和收益。例如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注资成立中投公司。考虑到2020年已经发行过特别国债,如果时隔两年再启动,可能影响财政纪律性。此前市场推测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注资成立专项建设基金的形式支持基建,而这一方案已被政策性金融工具所替代。

会议还有哪些要点?

一是,允许地方“一城一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合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地产松绑仍在因城施策的框架下进行,但支持态度依然明确,政策积累效应值得关注。预计信贷政策调整主要包括房贷利率加点压缩、首付比调整、优化“认房认贷”规则等。

二是,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才是经济恢复循环的核心,此前政治局会议提出要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三是,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关注后续疫情防控政策会否继续优化。近日李兰娟院士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是乙类传染病但目前按甲类传染病管理,随着防控措施逐渐到位,新冠病毒的影响会越来越小,将在合适的时候回归乙类传染病管理。

四是,通过督察组推动落实。换届之年加上防疫是显性KPI,而经济增长是隐性KPI,地方政府积极性可能不足。国务院派出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推动落实,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基层干劲和经济活力。

市场启示

债市本轮行情的起点是房贷风波,并在经济数据、降息等过程中得到强化,久期策略最佳。我们在上周末开始提醒“短期内”行情进入“鱼尾阶段”,需要有更强的事件触发才能打开空间,从牛平博弈转为持有观望,进攻找不到好的着力点,止盈又面临机会成本问题,短期缺少好的操作策略,继续寻找曲线中的相对价值机会,久期策略>杠杆策略>信用下沉。政策重心重回稳增长,货币先行之后地方债供给(并未超预期)、美联储加息、CPI上行、盛会召开等加上止盈冲动可能引发小幅扰动。但经济深层次的问题仍在,新旧动能切换、激励机制重建、微观主体活力不足、资产负债表衰退担忧并无实质改变,短期房地产尚待企稳、信贷需求疲软,利率低位甚至继续下探的持续时间预计较长。

风险提示

1、疫情发展超预期:如果疫情继续反复,可能抵消稳增长政策效果。

2、地产下行超预期:如果地产需求继续下滑,宽财政宽信用力度仍将受牵制。

注意!所谓“外汇交易账户”可能只是虚拟数字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检察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起为以虚假炒汇平台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

2014年1月至2020年7月间,王某陆续成立达某公司、致某公司等多家投资管理公司,伙同顾某、王某竹、穆某竹等人,搭建虚假炒汇平台MT4,通过发放传单、举办客户说明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谎称所搭建的MT4平台可以开展真实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

该公司与投资人签订《委托开户协议》《账户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公司代为在平台“开户”并“入金”,后续由专人进行账户日常维护以及炒汇交易,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咨询费,合同到期后,返还客户本金及20%至300%不等的收益。王某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19.2亿余元,集资款主要用于返本付息和个人高消费。案发时未兑付本金3.9亿余元。

对此,检察机关提醒,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未批准相关机构在境内开展或代理开展外汇保证金业务,投资者参与可能涉及违法。此外,投资者资金安全也存在风险,因为所谓“外汇交易账户”可能只是虚拟数字,资金不进入真实外汇交易市场,被平台控制,资金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且这些平台都是通过后台操控汇率,人为制造亏损,非法平台通常无实体资质,可能突然关闭网站或失联。

减产连锁反应来了!亚洲争夺现货原油,俄油价格逼近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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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佩克+宣布减产后,中日泰等亚洲买家正在争夺中东原油现货,更重要的是,俄油价格正逼近上限,供应恐将遭冲击……

在沙特领导的欧佩克+宣布减产并提高售价的行动震惊全球油市后,亚洲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正在抢购原油现货,尽管炼油厂的利润率显示出压力迹象,但炼油商们仍倾向于抢购原油。

据交易员称,从日本、泰国到中国的炼油商本周都在积极购买6月份装运的现货,吸收了来自中东的原油,并支撑了该地区的迪拜基准价格,俄罗斯ESPO原油报价环比也有所上升。

在欧佩克+宣布了令人震惊的减产后,全球原油市场本月受到刺激,期货价格达到今年迄今的最高水平。在欧佩克+这一集体“进攻”之后,沙特阿美还提高了官方销售价格,促使亚洲一些买家寻找替代货物。

交易员表示,本周出售给韩国和泰国炼油厂的是阿布扎比的Murban和Umm Lulu这2种原油,价格较迪拜基准原油每桶溢价3.10-3.30美元。卡塔尔的Al-Shaheen原油也迎来交易,一个中国买家买的是Upper Zakum原油,而所谓的“茶壶”(中国非国有炼油商)则看中了非常廉价的伊朗原油。

根据PVM Oil Associates的数据,迪拜基准原油5 – 6月现货溢价周三升至每桶1.27美元,而本月早些时候仅为83美分。近月现货溢价上升,表明近期供应紧张。

沙特本月上调了5月份对亚洲的旗舰阿拉伯轻质原油的官方售价,而作为欧佩克+减产的一部分,此前沙特承诺每天减产50万桶。

另外,欧佩克+减产推高了俄罗斯原油价格,这还引发了印度银行对俄油价格突破60美元/桶上限的担忧。

一位参与为公司从俄罗斯购买原油寻求融资的炼油厂高管称,印度国家银行和巴罗达银行通知炼油厂,它们不会处理超过限额购买原油的付款。高管们表示,这个南亚国家的银行正在密切关注不计入航运和物流成本的装货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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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对印原油供应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跳涨)

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原油的主要买家。俄乌冲突后,其他大多数国家都避开了俄罗斯的原油供应。这个南亚国家利用原油折扣价格的优势,购买了创纪录的原油。俄罗斯也因此成为其最大的原油供应国,超过了伊拉克和沙特。

尽管印度进口俄罗斯原油的方式是将物流和其他成本考虑在内的交货方式,但银行要求提供所谓的离岸价的细节,以确保价格低于每桶60美元。这一水平可以使他们免受欧盟制裁。

如果不使用G7集团和欧盟的服务和船只,俄罗斯仍然可以以任何价格运输和销售原油,不过这样的选择较少。

上述炼油厂高管表示,俄罗斯原油交易价格仍低于布伦特原油价格,但如果基准布伦原油价格升至每桶95美元以上,这将把俄罗斯的原油价格拉到60美元/桶的上限之上。孟买一家炼油厂的高管表示,企业可以考虑在其他一些几乎没有海外业务的印度银行开户,这样就可以在不惹恼美国的情况下处理付款。

油价上涨可能会使炼油商与俄罗斯供应商签署长期供应协议复杂化。印度最大的国有炼油企业印度原油公司已经和俄罗斯原油公司(Rosneft PJSC)签署了一项协议,但其他规模较小的加工商却发现合同谈判很难进行。

Vortexa Ltd.分析师Serena Huang说,原油交易超过价格上限可能导致愿意运输货物的油轮减少,这将挤压俄罗斯对印度的原油供应。Huang说,船队规模缩小还会提高运费成本,从而降低俄罗斯原油的吸引力。

来源:《中国外汇》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厘清财务报表科目之间的勾稽关系,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

随着汇率风险中性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开展汇率风险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1年,企业利用远期、期权等外汇衍生产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同比增长59%,企业套保率同比上升4.6个百分点,达到21.7%。与此同时,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是否应对有效,对冲措施是否降低了汇率风险敞口,如何从财务角度整体评价汇率风险管理效果等话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

汇率风险分类

经典理论框架下,企业汇率风险可分为交易风险、折算风险和经济风险三类。企业管理实践中,汇率风险管理和相应的外汇衍生工具交易职能常由财务部门负责,然而汇率风险的表现形式常常伴随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而发生变化,反映在企业业绩的不同财务指标中,从而为识别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

以典型的进口贸易业务为例,在企业制定预算、签署合同、开立信用证的阶段,业务合同已确定进口所需外币支出金额,但尚未确认应付款项,此时汇率波动主要影响实际进口成本,汇率风险表现为交易风险;当发票入账后,外币记账项目的风险敞口即被确认,直至购汇还款前,会计报表日与入账日相比的汇率变动将直接计入利润表汇兑损益科目,此时汇率风险主要为折算风险。汇率变动还可能会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时持有的现金流量减少或运营成本上升,进而海外经营利润无法弥补汇率波动引起的损失,此类经济风险带来经营层面的综合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反应在财务指标之中。此外,由于很多企业使用外汇衍生品并不满足套期会计的要求,企业套期工具(外汇衍生品)和被套期项目(外币资产/外币负债/外币预期交易等)如何抵销在财务报表中也并不显而易见。

基于上述因素,对于很多企业的财务部门而言,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并合理考核评价汇率风险管理的成效,在实务中仍具有较大挑战性。本文从一个典型跨国经营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实践入手,通过分析其定期财务报表中相关会计账户和科目的勾稽关系,识别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各项汇率风险,厘清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对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的实际效果。

企业案例分析

本文选取一家制造业细分领域龙头上市公司A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各年的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作为信息和数据来源。A集团主要经营位于中国境内,并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接近50%,外币资产和负债及外币交易的计价货币主要为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来,海外市场经济前景起伏不定,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加大了A集团跨国经营和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近三年A集团受汇率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

2022年2月【中国外汇】从企业财务报表看汇率风险中性实践 表1.png

汇率风险识别

汇兑损益是企业货币性外币项目受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属于财务费用项下子科目(汇兑损失即费用,在利润表中计为正值)。201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升后贬、双向波动,A集团汇兑收益达1.36亿元;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先贬后升、整体强势,A集团的汇兑损失达4.22亿元,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76%。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是指企业境外经营使用的外币财务报表并表时与合并报表记账本位币折算产生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其他综合收益,实务中又称净投资外汇风险。并表时,A集团采用外币报表的资产和负债项目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股东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算,收入与费用项目按照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2019年和2020年,A集团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分别为1.62亿元和-4.95亿元。虽然在未处置外币资产时,净投资外汇风险并不计入集团当期损益,但是对企业的杠杆率、筹资成本、每股收益等重要指标和海外项目处置周期产生实际重要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2019年和2020年,A集团的汇兑损益中,来自汇率变动对现金及其等价物的影响占比分别高达80.14%和89.10%。这与A集团外币金融资产负债的结构息息相关。A集团货币资金中的外币资金占比较高,2019年底一度超过80%,其中又以美元资金占压倒性地位(见表2)。相对于外币金融资产的规模而言,A集团外币金融负债较少,因而形成了较高的外币(美元)净资产头寸(见表3)。因此,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较大幅度升值时,美元资产产生汇兑损失、美元债务产生汇兑收益,且汇兑损失的规模大大超过汇兑收益,最终A集团2020年汇兑损失超过4亿元。

2022年2月【中国外汇】从企业财务报表看汇率风险中性实践 表2 3.png

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作为一家跨国经营多年的上市公司,A集团由总部财务部门负责监控集团外币交易和外币资产及负债的规模,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降低集团的外汇风险。经营对冲方面,包括在多个销售目标国投资设厂、分散经营,在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优化结算币种,在收入和支出之间进行同币种匹配,在外币资产和负债的管理与海外业务的扩张进行合理匹配,以此推行从战略层面到执行层面的全方位汇率风险管理。

金融对冲方面,A集团持续采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如远期外汇、外汇期权、货币掉期等达到规避外汇风险的管理目标。表4显示了A集团外汇衍生品名义本金净额变化及已结算收益(计入当期利润)。

2022年2月【中国外汇】从企业财务报表看汇率风险中性实践 表4 5.png

A集团使用外汇衍生品对冲汇率风险是否达到了降低汇率风险的效果,需要综合考量外币资产和外币负债形成的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已结算合约损益)三类科目在报表中的勾稽关系。精确计算时,需要将被对冲项目的汇兑损益与对冲所用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合并考量,这体现了评价衍生工具时需“期”与“现”结合的原则。由于财务报表中未逐笔披露详细信息,本文主要评估A集团交易性汇率风险的整体套期保值效果。

从表5可见,A集团的外汇衍生工具部分对冲了其外币货币性项目造成的汇兑损益:2019年公司实现汇兑收益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损失;2020年公司实现汇兑损失时,外汇衍生品整体呈小幅度收益。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整体交易性汇率风险套期保值(汇兑收益、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实现了正收益。2020年全年对冲收益为负,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美元净资产头寸和风险敞口较大,而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整体升值。外汇风险对冲的目标是降低或者消除汇率敞口,而非追求净收益。从这个角度出发,持续运用多种外汇衍生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A集团实现了平滑主营业务财务指标的效果。就A集团现状而言,可以在综合考虑本外币融资成本的前提下,适当增加美元债务融资,当汇兑收益增额(或汇兑损失的减少)足以抵补外币利息支出时,可获得更好的自然对冲效果。

启示和建议

企业开展外汇衍生品等套期保值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时,按照常规会计处理方法(即未使用套期会计),被套期项目(外币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等)与衍生金融工具(远期外汇合约、外汇期权等)的确认和计量基础不尽相同,两者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可能无法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记账结果也反映在不同类型的会计科目之中。因而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可能会产生会计错配或财务报表单个科目呈较大波动的情况。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知,仅仅观察外汇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或汇兑损益是不恰当的,更不能将外汇衍生合约的锁定汇率与到期日即期汇率简单比较来考评套保是“亏”还是“赚”。如果企业的财务部门仅着眼于“汇兑损益”“外汇衍生品投资收益”“外汇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单一科目的变化情况,却忽视了各个科目之间的会计勾稽关系,则可能对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实际效果“看不懂”而“不敢做”。当企业符合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时,还可以选择使用套期会计方法记账,通过提前或者延迟确认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降低整个交易期内时间错配带来的估值风险,从而减少企业当期财务报表因汇率变化造成的账面波动。

银行引导企业实践汇率风险中性理念,需帮助企业科学认识和识别汇率风险敞口,坚持“保值”而非“增值”的汇率风险管理目标。向企业推广外汇衍生产品时,银行应根据企业实际需求遵循简单适用原则,推荐与企业经营特点和汇率管理团队交易能力相匹配的套期保值方案,详细讲解产品风险和情景分析,协助企业梳理优化外汇衍生工具的管理。套期保值交易达成后,银行仍需持续关注企业的交易行为,避免企业出现因汇率变化或主观汇率预期随意改变套保策略和交易执行的情况。银行应通过为企业提供事前、事中、事后一系列高效优质的汇率风险管理服务,帮助企业将经营对冲和金融对冲手段合理结合,切实护航实体经济稳健经营。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演变,各国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全球主要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外部需求对我国出口的拉动作用或将趋于平稳,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进一步增强,将给企业应对和管理汇率风险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充分释放实体经济的汇率避险需求。我国政策层面逐步规范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外汇衍生品业务,以服务实体经济开展套期保值为原则,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由基础到衍生的路径,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型、拓宽交易范围、健全基础设施,也将为国内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进行套期保值、践行汇率风险中性理念提供更多工具和更大空间。

作者单位:交通银行国际业务部

明年原油市场或呈供应过剩局面

曹人之《中国能源报》(2025年12月15日 第 05 版)

目前,国际原油市场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尽管悲观情绪弥漫,全球石油需求仍实现稳健增长,其中汽油需求更是超预期增长;二是2025年原油供应增量远超需求增量,其中大半来自非欧佩克供应商,以深海资源项目与页岩油为主,供应过剩量为疫情后最高水平;三是库存结构分化,运距拉长、制裁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原油水上库存飙升至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陆上库存压力延迟,前三季度经合组织国家石油库存维持5年均值以下;四是俄罗斯成为市场关注重点,2025年俄罗斯油品实际出口中,成品油下滑影响远大于原油,叠加欧美炼能淘汰,三季度汽柴油裂解面临结构性短缺,裂解大幅上涨。

展望2026年,原油市场继续面对较大供应过剩压力,预计价格中枢下移,节奏前低后高。近年来,激荡的宏观事件对油品市场冲击不断加大,2026年原油市场仍将受俄乌和谈进程、欧美对俄罗斯和伊朗制裁政策、特朗普政府“后关税战”宏观政策、中东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交易不确定性较高。国内SC原油基本面预期围绕中东原油现货、运费、国内原油供需因素展开,2026年内外价差维持前高后低节奏。

预计2026年,非欧佩克产油国产量将增长120万桶/日,其中,巴西、阿根廷、圭亚那等全球深海资源预期增产140万桶/日;欧佩克目前宣布一季度暂停增产,若欧佩克全年维持一季度产量不变,则全年产量预期同比增长60万桶/日。

深海资源呈现投资周期偏长、价格敏感度极低、兑现可预测性高特点,目前巴西与圭亚那离岸产能规划已至2032年。

2025年,美国页岩油产量韧性较高,11月产量创历史新高,背后是单位钻机效率的提升与库存井支撑。预计2026年,美国页岩油产量快速下滑概率较小,但产量的价格敏感度高,是全球供应边际变量。

需求方面,2026年预期增长90万桶/日,节奏受欧美降息周期影响预计前低后高。

综合来看,原油在2026年上半年面临供应高位、需求淡季双重压力,月差、绝对价格预期承压,关注页岩油收支均衡价格是否形成支撑。下半年伴随需求复苏全球供需边际好转,实际供需兑现路径仍需关注美国页岩油减量、欧佩克政策方向。

地缘政治是2025年油价波动主要驱动因素之一,2026年仍将给原油市场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其中,俄乌和谈进程对原油市场影响最大,此外,美联储货币政策、伊朗—以色列局势等宏观因素也都可能影响原油格局。

若俄乌和谈顺利达成且欧美放松对俄罗斯原油制裁力度,油价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地缘风险溢价回落与俄罗斯供应的潜在增量。前者对绝对价格影响更为直接,后者需结合欧佩克生产配额、船只运力、俄罗斯自身炼厂开工等实际因素。

国内SC合约也会受到俄罗斯原油潜在物流重塑影响,其中欧美恢复俄油采买不确定性较大,但运费回落与其他国家对俄油采买的增加或对SC与迪拜原油价差造成压力。(作者系永安期货能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