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2026年1月12日

现钞结汇价是什么意思?现钞结汇价和现汇结汇价的区别是什么?

现钞结汇价是外汇市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外汇购汇客户所报出的,以现钞形式买卖外汇的价格。现钞结汇价对于从事外汇交易的客户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现钞结汇价是什么意思?

现钞结汇价,顾名思义,就是指以现钞形式进行外汇买卖时,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给出的买入价或卖出价。在外汇市场中,现钞结汇价通常分为现钞买入价和现钞卖出价。

现钞买入价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购买客户现钞外汇时所使用的价格,而现钞卖出价则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出售现钞外汇给客户时所使用的价格。

现钞结汇价通常会低于现汇结汇价,这是因为现钞的交易成本较高,包括仓储、运输和防伪等成本。

二、现钞结汇价和现汇结汇价的区别是什么?

现钞结汇价和现汇结汇价是外汇交易中常见的两种价格,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几点区别:

1. 交易形式不同:现钞结汇价是以现钞形式进行外汇买卖的价格,而现汇结汇价则是以现汇形式进行外汇买卖的价格。现钞是指实际的外币纸币和硬币,而现汇则是指银行账户中的外币存款。

2. 价格水平不同:现钞结汇价通常会低于现汇结汇价。这是因为现钞的交易成本较高,包括仓储、运输和防伪等成本。因此,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在购买现钞外汇时,会给出较低的买入价。

3. 适用场景不同:现钞结汇价适用于客户需要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实际的外币现钞的场景,如出国旅游、留学等。而现汇结汇价则适用于客户需要在外汇市场上买卖银行账户中的外币存款的场景,如国际贸易、投资等。

4. 支付方式不同:现钞结汇价通常需要客户支付实际的外币现钞,而现汇结汇价则需要客户支付银行账户中的外币存款。

现钞结汇价是外汇市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反映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外汇购汇客户所报出的,以现钞形式买卖外汇的价格。现钞结汇价与现汇结汇价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包括交易形式、价格水平、适用场景和支付方式等方面。

复原天威视讯内幕交易:最大“窝案”如何酿成

被移送公安机关,15人被行政处罚,天威视讯内幕交易“窝案”创造了近年来同类案件涉案人数之最。

为什么卷入案件的人数如此之多?内幕信息隐秘的传递链条是怎样的?这起罕见的案件带给我们哪些重要启示?新华网记者就此专访了证监会稽查总队负责本案的相关调查人员。

重组难点:资产、人员的双重安置

资料显示,2011年10月18日,深圳广电集团向深圳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上报了《关于加快推进全市有线广电网络改革重组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及方案,启动并实施改革重组工作。据方案,天威视讯拟通过向控股股东深圳广电集团、宝安区国资委、龙岗区国资委以及坪山新区发财局等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约7600万股,购买深圳天宝公司和天隆公司的网络资产和业务。该交易资产预估值为13.07亿元。上述事项经证监会认定属于“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在未公开前系内幕信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监控发现的线索,2012年7月,证监会对天威视讯股票内幕交易案立案调查。2012年12月,证监会将倪鹤琴、冯方明等15人移送公安机关,对许军等多人进行行政处罚审理。2014年1月17日,倪鹤琴等涉嫌“天威视讯”股票内幕交易案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同月,证监会对许军等15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做出行政处罚。

要复原整个案件,首先需要了解深圳广电集团改革重组的背景。“这次改革是政治任务。”调查人员告诉记者。随着重组层层推进,多方牵涉其中,涵盖了政府主管部门、上市公司、重组相关方和相关人员。

“重组有一定复杂性。第一步,需要解决被收购方天宝公司和天隆公司的资产分割问题,涉及广电集团、宝安区和龙岗区国资委等。第二步更难的,是要解决人员问题。人员能不能安置,怎么安置,都是棘手的问题。”调查人员说。“一些事业编制的员工要转成企业编制,当事人必然会提前知晓,重组计划对这些人而言就不是什么秘密。”

随着重组进行,组织方及相关各方的反复沟通,致使内幕消息知情人范围不断扩大。“在天威视讯这个案子中,重组链条上的关键人员都有机会知悉内幕信息,而且内幕信息的传递链条很多。” 调查人员表示。“案件背景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

点点扩散:隐秘的内幕信息传播链条

早在2008年,深圳广电集团就开始筹划重组,其间经历了暂停。以2011年10月18日向深圳市委上报的那份文件为再次启动时间点,至2012年6月11日天威视讯公告资产重组计划,这八个月左右的时间被划定为内幕信息敏感期。

在敏感期内,通过深交所对天威视讯股票交易监控发现的异常线索,证监会开始对天威视讯涉嫌内幕交易展开初查。

“初步调查阶段我们大体锁定了十多人。随着调查深入,感到这个案情比预想的更复杂。”调查人员说,“最终我们调查了47家证券营业部的66个证券账户,然后调取相关资料,包括38家银行网点的205个银行账户,以及13家工商资料,共核实了327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及亲属买卖股票的情况。最终确定涉案金额将近7000万元。”

此案的内幕信息知情人,通过面谈、电话、短信、飞信、QQ等多种传递方式,向身边的亲属、朋友等泄露信息,交易天威视讯股票以牟取非法利益。调查人员告诉记者,“有些人的交易行为比较复杂、隐蔽。规避手段可谓是花样百出,在信息传递、资金划转、账户操作等关于内幕交易认定的关键环节上,十分小心。”

俗话说,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无论违法分子采用怎样的手段,我们都有信心、有决心查清事实,将其绳之以法。”比如,有知情人将钱转入一个中间账户,实际操作人却是账户所有人的前男友。“为了查案需要,这种复杂的关系不得不挖。”调查人员感叹到。

被收购方天宝公司的中高层几乎全部涉案。现场调查时必须小心翼翼。调查人员称,“我们直到最后,才和天宝总经理冯方明摊牌。假若过早把他惊动,后续的调查工作就难以开展了。”

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倪鹤琴,是重组工作的主要协调者和参与者。她利用他人证券账户交易天威视讯股票,其内幕交易手法隐蔽,规避调查意识很强。调查人员称,“倪鹤琴在当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并且有法律专业背景,我们耐心收集证据,先后与她多次“交锋”,才取得重大突破。”

作案动因:知法犯法、心存侥幸、稀里糊涂

内幕信息传递最终都会化为违法证券交易活动,但作案的动机并不相同。调查人员总结到,此案涉案人员可归为三类。“第一,熟知法律,却知法犯法的人,比如倪鹤琴,她对内幕信息了若指掌,其亲友的账户交易行为,与重组进程保持高度一致性。第二,证券从业人员,抱着侥幸心理钻空子,比如时任长江证券深圳福华营业部业务经理张俊涛。第三,法制观念淡漠、稀里糊涂的人。比如广电集团、天宝公司的部分员工。”

纵观此案,重组领导和组织者法制观念不强,防控措施缺失是导致案件发生的最重要原因。“虽然组织者倾力解决重组过程中的难题,但却忽略了《证券法》对于内幕信息保密的要求,没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调查人员说。

对于那些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的坏分子,以及明知违法但心存侥幸的投机分子,监管和执法人员一定不会放过,必须依法查处,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秩序。而对于那些稀里糊涂违法的糊涂虫。调查人员也表达了遗憾:“查到这些人的时候也感到有些惋惜。”“唯利是图的人永远会有,但如果防控得当,可以令更多的人避免错误。”

因此,《证券法》的普法宣传力度仍须加强。市场相关主体,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各级各类主管部门及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幕信息的保密意识、守法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实早在2010年11月,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曾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调查人员认为,《意见》对于内幕交易防控的针对性较强。“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认为类似的文件要加大宣传。《意见》需要重申一下,扩大发放范围。”

记者观察:如何防控内幕信息传递

内幕交易违背了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严重侵害了广大投资者的根本利益。防泄密、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难题。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是证监会查处各类案件中占比最高的类型。证券市场的内幕信息非常“稀有”,总是不乏有投机分子进行内幕交易。希望监管部门今后继续加大违法打击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对市场产生震慑力。一个公平、健康的市场环境,是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实现市场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天威视讯案背景特殊,但类似的情形其实并不少见。国企重组中往往涉及大量人员安置和编制转换问题,难以避免会造成内幕信息的散播。在此案中,部分涉案者的内幕信息正是来源于职工代表会。因此,重组方必须在信息源头上采取措施:是否需要改进内部程序、切断此类传播通道?假如无法切断,那在内幕信息防控与法规宣传上,需要下足功夫,从源头上提高违法成本,尽力避免类似违法事件的发生。

此外,如前文所讲,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广泛开展投资者教育同样需求迫切。成熟的市场非几日可以建成,需要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资本市场作为巨额资金流转之地,有其系统性、敏感性和复杂性,一个小小的行为、环节如果处理不当,都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虽然内幕交易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但通过全方位的防控、多举并进,可以将其控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尽可能减小对市场的伤害,维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阎京生:日本天皇要退休,可以还是不可以?

2016年8月8日下午3时,日本各大电视台播出了明仁天皇事先录好的视频讲话,明仁在讲话中表达了生前希望退位的愿望。但是根据日本现行的《皇室典范》——规定日本皇位制度的根本法律,天皇是不能“退休”的,只能在皇位上干到死。如果要满足明仁天皇生前退位的愿望,就必须启动法律程序,对《皇室典范》作出二战后第一次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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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时日本电视新闻画面

古代天皇生前退位很常见

实际上在古代日本,天皇生前退位的情况很常见。传位给皇子、皇弟的天皇叫“太上天皇”,出家的天皇叫“太上法皇”。迄今共有125位天皇,而其中生前退位的太上天皇就有59位。

日本最初的五位太上天皇都是女天皇,集中在公元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其中包括姐姐传位给弟弟的皇极天皇,祖母传位给孙子的持统天皇,母亲传位给女儿的元明天皇,姑姑传位给侄子的元正天皇,以及族孙女传给族祖父的孝谦天皇。

天皇让位的原因包括生病、权臣勒逼、以及已退位的太上天皇命令哥哥传位给弟弟等情况。比如鸟羽天皇在1123年把皇位让给儿子崇德天皇,1141年又胁迫崇德天皇把皇位让给受宠爱的异母弟近卫天皇。1156年鸟羽上皇死后,崇德上皇发起“保元之乱”,企图夺回皇位,但遭到失败而被流放。

从1087年白河天皇让位给堀河天皇开始,标志着过去以天皇母子关系为基础的“摄关时期”瓦解(平安时代后期,皇后多来自藤原氏家族,藤原家的权臣以母舅身份担任摄政、关白),日本进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院政时期”。白河天皇住在白河院中,以上皇的身份发布诏令,其权威高于天皇的诏令。过去“摄关政治”的权力基础来自天皇,“院政”等于把天皇的权力给架空了。

仿照平安京太极殿修建的平安神宫拜殿

虽然太上天皇施行“院政”把藤原氏的势力驱逐出朝廷,但历代上皇多因佞佛而出家成为“太上法皇”,大兴土木修建佛寺,大量耗费钱财举办佛教法会。为了弥补财政空洞而卖官鬻爵,所以反而加深了朝政腐败的状况,导致平安时代走向终结,迎来了源氏幕府将军掌握实权的镰仓时代。

在镰仓幕府时代和随后的室町幕府时代,天皇退位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像日本著名的禅僧一休和尚,他的父亲后小松天皇就是在1412年让位给称光天皇的。一休本人的生母伊予局出身于南朝权臣家族,因南朝势力在南北朝统一之后落败,因此被足利义满下令逐出宫廷,一休也在京都的安国寺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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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休

日本最后一位生前退位的太上天皇是1817年让位给儿子的光格天皇。但是就天皇的权力而言,从镰仓幕府时代到战国时代,再到江户幕府时代,天皇早已丧失政治权力,成为寄居在京都皇宫中,以钻研“御学问”为业的食客。所以天皇退位也好,不退位也好,对日本政治权力结构的冲击几乎等于零。

明治维新之后的天皇

明治维新之后,天皇这块金字招牌被维新志士们擦净尘土,重新抬了出来。这是把日本构建为近代化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一步。天皇的地位由《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旧《皇室典范》则规定了皇位继承等规则。但是关于天皇的特性,当时还有尚未写入宪法的内容,即天皇的“神权”:天皇具有神的特性,国民不应当把他当作人来尊敬,而是必须把他当作神来崇拜。天皇的话超过法律,是神的旨意,其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为了神化天皇,甚至许多早已消失的古代皇室敬语都复活了,比如把天皇的身体称为“玉体”,脸叫“玉颜”、“龙颜”或“天颜”,年龄叫“宝算”、“圣寿”,心情或情绪叫“天机”,手书叫“宸笔”……

既然从明治时代起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那么当然可以想象,神是不可以退休的。所以无论《大日本帝国宪法》还是旧《皇室典范》,都规定天皇要在宝座上坐到死为止,再没有“我想传位给皇太子”这种事了。除了这点以外,旧《皇室典范》第一条还明确规定了“皇位只能由属于皇统的男嗣继承”,取消了古代可以由女性登基当天皇的惯例(日本最后一位女天皇是1762-1770年在位的后樱町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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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及其子女

二战结束之后,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认了天皇作为“神”的地位。日本也重新制订了《皇室典范》,但对天皇退位问题仍一字不提。这也是由日本的政治局势决定的。当时除了苏联外,美、英、澳等国要求把裕仁作为战犯交付法庭审判的呼声也很高。甚至日本国内也有不少政治势力认为裕仁天皇对战败负有责任,应当退位。比如1946年底在日本贵族院第91次年会(审议新《皇室典范》)上,贵族院敕选议员(非贵族而因社会地位被提名的议员)、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南原繁就发表质询演说,主张天皇退位。他说:“在陛下治世期间,发生了我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我认为,陛下上对皇祖皇宗,下对国民,应深切地感到负有精神上和道义上的责任……复兴祖国的精神基础,在于作为国民象征的天皇的进退……因此,以后将在我国历史上传颂昭和天皇的英断,同时可以向世界表明日本天皇的大义。”南原繁还主张在新《皇室典范》中设立退位条款。

当时日本民间要求天皇退位的呼声也很高,其中很多人并不是天皇制的反对者,但是他们认为“大家都是决心为天皇而死才去打仗的,现在日本战败了,天皇应当对此负起责任”。还有一部分支持战争的保皇派学者,比如被盟国总司令部列入整肃名单的东京大学右翼教授神川彦松,认为天皇作为政治的总揽者,其责任是无法推卸的,“应当对民族承担责任”,退位去京都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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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参拜靖国神社的裕仁天皇

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内的保守派力量,比如首相币原喜重郎等人,担心天皇退位后会失去身为国家元首的豁免权保护,被盟国交付法庭审判。也有人担心盟国会借此机会废除天皇制,把日本改为共和国。当时实际统治日本的最高权力当局——盟国总司令部虽然并无废黜天皇制度的意愿(认为这是帮助盟总对日本实施统治的有力工具),但也对天皇退位问题有自己的考虑,主要是担心退位后的天皇有可能会从事政治活动,利用其原有的有利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出任首相。

1948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投降三周年之日,《读卖新闻》做过民意调查,支持保留天皇制的占90.3%,主张废除天皇制的占4%;主张裕仁天皇继续在位的占68.5%,主张天皇退位的占4%,主张天皇让位于皇太子成为太上皇的占18.4%。此后日本政府对“天皇退位论”不理不睬,盟国总司令部也表态说“天皇没有理由退位”,于是战后一度成为日本政治漩涡的天皇退位问题就无疾而终了。

就世界各国而言,二战后退位的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王室。这些是苏联干预的结果。意大利王室则因前国王维多里奥·艾曼纽尔三世对墨索里尼上台和意大利卷入二战负有责任而被全民公决废黜,改制为共和国。就裕仁天皇自己的意愿来说,他曾对身边人士和外国记者表示:“反省和思考的结果是,靠退位无法逃避责任,倒是希望留在皇位上为建设和平国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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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后,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向记者展示新年号“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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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去世后,在灵柩车前进路线上的悼念人群。

到2016年,二战结束已有七十一年,天皇在日本的政治敏感度早已大幅降低,甚至有媒体把天皇说成“天chan”(天皇那小东西),这在1945年以前、甚至战后初期的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大不敬”罪。在天皇已经“脱敏”成为国民八卦原料库的今日,明仁天皇通过电视媒体向公众表示希望生前退休,也反映了当今日本皇室“与时俱进”的愿望。如果不出所料的话,以日本的政治氛围和政治惯性而言,也许在一年之内就会修改新《皇室典范》,允许天皇退位,甚至允许女性继承皇位,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外汇储备创十年新高,黄金“十四连增”彰显中国资产配置新策略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3579亿美元,较上月上升115亿美元,创下2015年12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央行黄金储备实现连续14个月增长,增至7415万盎司。这一系列数据背后,折射出我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宏观经济战略与资产配置智慧。

外汇储备:十年高位的三重含义

1. 国际收支的“稳定器”功能增强

33579亿美元的储备规模,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近四分之一。这一规模不仅为我国应对潜在外部金融风险提供了充足的“缓冲垫”,也增强了在汇率波动中的政策自主性。在美联储货币政策持续调整、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充足的外汇储备成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防线。

2. 贸易结构与资本流动的积极信号

外汇储备的增长通常反映两方面积极变化:一是货物贸易保持顺差,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持续提升;二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推动资本项目资金净流入。2025年以来,我国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表现亮眼,为外汇储备增长提供了实质性支撑。

3. 资产配置与投资收益的成果体现

外汇储备并非静态储存,而是通过专业投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我国外储投资始终坚持多元化、分散化原则,在全球债券、股权等资产中进行优化配置。此次规模创新高,也反映出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中,我国外储管理团队出色的资产配置与风险管控能力。

黄金储备:“十四连增”的战略逻辑

1. 去美元化与资产多元化的长期布局

自2024年1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连续14个月增持黄金,累计增加规模达316万盎司。这一持续增持趋势,与全球多国央行的行动方向一致,反映出在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背景下,优化官方储备资产结构的战略考量。黄金作为非主权信用资产,能够有效对冲主权货币风险,提升储备资产的整体稳定性。

2. 应对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防御性配置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主要经济体债务高企等因素,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黄金的避险属性在这一环境下更加凸显。我国黄金储备占比虽已有所提升,但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稳步增持黄金,体现了前瞻性风险防范的思路。

3. 人民币国际化的隐性支撑

黄金储备的稳步增长,客观上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坚实的信用基础。历史上,强大的黄金储备曾是美元、英镑等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重要支撑。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持续积累,将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隐性背书。

政策展望:稳健基调下的灵活应对

面对2026年的全球经济环境,我国外汇与黄金储备管理可能呈现以下趋势:

外汇储备将继续坚持“动态平衡”原则,规模可能在当前高位附近波动,更加注重结构优化与收益提升。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外汇储备在平滑过度波动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灵活。

黄金储备的增持步伐可能延续,但节奏将根据市场价格、供需变化等因素灵活调整。央行将继续以市场化方式,稳步推进储备资产的多元化进程。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分析_黄金储备连续增长原因_中国外汇市场发展趋势

从储备数据看中国经济韧性

外汇储备创十年新高与黄金储备“十四连增”,这两组数据共同描绘出一幅中国宏观经济治理的清晰图景: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资产配置和深化的金融开放,不仅维护了自身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为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储备资产的变化,如同一扇观察中国经济战略的窗口。在追求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道路上,这种审慎而积极的资产管理思路,将继续为中国的经济稳定与金融安全提供坚实基础。

日本知识人是如何“拥抱战败”的?

“玉音放送”及战后初期日本知识人之动向

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标志着日本“无条件投降”,但《终战诏书》中却蕴含着否定甚至美化战争的倾向:“……往年,帝国之所以向美、英宣战,实为希冀帝国之自存,谋求东亚之安定,以至于排斥他国主权、侵犯他国领土,固非朕之本意矣……朕对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国……”。这一方面将日本发动的针对英美的战争视作“图谋自存”的“自卫战争”,另一方面又将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美化为“协同亚洲”的“解放战争”。

此后,随着美国占领与战后改造的逐步展开,日本社会的思潮亦不断嬗变。1945年10月11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会晤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1872—1951),要求其“通过诸项实现《波兹坦公告》的要求,使日本传统社会的秩序得以改变”,并要求币原进行包括赋予妇女选举权、鼓励建立工会、推动教育自由化、废除秘密警察等恐怖制度、改变大企业产业垄断等在内的“五项改革”。1946年1月1日,《官报》号外刊登《国运振兴之诏书》,即所谓《人格宣言》——曾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指出,“天皇的《人格宣言》,举国一致开始努力建立体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国民的改造”这一论题在日本流行开来,正如时任东京大学总长的南原繁(1889—1974)在《人间革命》一文中指出:“祖国目前处于一种怎样的政治、经济的苦难之中,我们都了然于心……若是不能对这种国民精神进行彻头彻尾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变革,那么任何目的的政治或是社会变革都必将以失败告终。”

南原繁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人的文化主张,而在战后改造的大业中,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1914—1996)与西方经济史学者大塚久雄(1907—1996)可谓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人。他们如何面对战败?他们描绘了怎样的改革蓝图?

丸山真男:“自由主义”与“国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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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

作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日本最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丸山真男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一国之范围而及国际学界,正所谓“倘若不谈丸山真男及其思想,则无法论述战后日本思想史”。

丸山真男青年时代便对西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回忆道:“我在高中时,可谓是文学青年、哲学青年……因此我阅读了大量哲学书……所读的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的。”关于丸山战前的人生经历,日本学者平石直昭进行了详细梳理:“1934年4月,丸山真男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1937年4月,丸山留校任法学部助教,在指导教师南原繁的劝导下专攻日本政治思想史。”“时值中日战争激化,右翼与军部势力抬头……丸山改变了原先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蔑视,重新审视起基本人权的理念。”丸山自己亦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指出:“构成这部书(《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之三章,原来均为独立之论文,分别发表于1940至1944年之间《国家学会杂志》上。”这部作品,正是丸山与以“近代的超克”为代表的当时日本思想界进行斗争的产物,他写道:“写作这些论文时,在知识界,正是‘近代的超克’大行其道之时代……对于这种‘近代的超克’论及在背后支持它的全体主义思潮感到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与研究人士,都觉得有责任在各自领域内为被作为‘替罪羊’的‘近代’作出辩护。”

因此,当丸山看到载有“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与“尊重基本人权”字样的《波兹坦公告》时,他回忆当时的感受竟是“全身猛地一下子热了起来”。针对“战败”,他在《福泽“实学”的流变》一文中写道:“然后,因为这次凄惨的战败,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所选择的‘近代化’道路被歪曲到了何种程度,终于彻底地暴露了出来。人们开始痛切地思考从头学习近代自由主义的必要性。”而在《近代的思维》一文中,丸山亦指出:“我认为,近代人格确立的大业,必须要以针对判断的批判为起始,并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构造与理论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基于此,丸山真男将战败视作战后民主主义的原点,“战败初期……‘学问’并不是情报和信息的问题,而是主体的问题。这就是饥饿中的民主主义的‘原点’”。1946年,丸山在《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明确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指明了这场反法西战争的胜利是对日本人民的解放:“为日本军国主义打上句号的八·一五日,同时也是超国家主义所赖以维持的国体基础丧失其绝对地位、开始转由作为自由主体的日本国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换言之,要对以天皇制为基础的超国家主义进行彻底地改造,使得民众成为新的国家体制的基石。

大塚久雄:“近代精神”与“人的改造”

大塚久雄(右)

那么,新的国家体制又需要什么样子的民众呢?——针对这一问题,大塚久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于大塚久雄的学术事业,复旦大学学者张翔有过详细的梳理与评价:“大塚久雄生于1907年,1927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30年毕业后任职于他校,1939年回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任教。主要出版了《株式会社发生史论》(1938)、《近代欧洲经济史序说》(1944)、《近代资本主义的谱系》(1947)、《共同体的基础理论》(1955)、《社会科学的方法——韦伯与马克思》(1966),主编了《欧洲经济史讲座》(5卷,1960、1962)等学术著作,在从事本专业近代西方经济史的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对国民经济体制、共同体理论、经济和宗教·伦理、社会科学方法论等问题作了广泛研究。尤其是大塚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并在经济史学界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大塚史学派’。”

1968年,大塚久雄《近代化的人的基础》一书出版,并迅速在学界传播开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本书出版于1968年,但是作为一部集大塚久雄思想之大成的作品,其写作过程要远远早于出版时间)。对于使用“近代化”这个词汇,大塚回忆道:“‘近代化’这个词,是我在战争结束后初期开始频繁使用(若仅仅是‘近代’或‘近代的’,则是很早便出现了)。”这一词汇的使用,恰恰反映出大塚对于改造日本人精神的思考,他在全书的第一章中写道:“为了避免民主主义画虎不成反类犬,首先,必须要实现作为主体的人的近代化、民主化,也就是把民众教育成为具有近代的、民主的、具备近代精神类型的人——当然也含有其物质基础的形成——比任何事情都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如果说丸山真男更为关注‘国家’层面的问题,那么便可以说大塚久雄更为关注‘市民社会’层面的问题。”这种区别,体现在大塚将近代精神的建立与社会生产力问题联系到了一起,他指出:“(近代生产力)其决定性的条件便是所谓‘近代人的精神类型……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它是近代生产力形成和扩充的唯一条件——准确地说,是在一定结构性的关联下——必须相互作用’。”正是基于种思维模式下,大塚强调工人与企业家一定要主动地实现自身的近代化,这样才可能促使日本社会生产力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他写道:“我们并不是认为近代经营(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阶层的近代人的精神类型毫无意义。实际上,我们坚决主张:为了让近代产业经营(生产力)自律的成长起来,仅仅只是‘工人’阶层还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家’(经营主导者)阶层必须作为本质上同样的‘资本主义’的人的精神类型——即‘资本主义精神’的载体——而预先建立起来。”

针对战后初期的日本改革,日本学者松本三之介的《日本近代化与战后思想》一文中有着精辟的论述:“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并不是通过民众的自觉和自主运动高涨,而是利用了占领军的权威和权力作为杠杆而被引进,并通过对权威忠顺的民众的传统性态度而被普及。这对以单个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自主判断为本质要素的民主主义而言,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我矛盾。”

而战后日本知识人所面临的恰恰是这一矛盾。一方面,战败的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新的修辞方式,推动美国的形象由“敌国”向“解放者”转变;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一种对于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近代化”的担忧。针对这种情形,以丸山真男的“自由主义”理论与大冢久雄的“近代精神”理论为代表,日本知识人提出要自发地对国家与民众进行改造,这为之后日本的改革与腾飞提供了一幅宏大而又步骤清晰的蓝图。